原文刊登於：安倍晉三究竟為日本留下了什麼遺產 (2022-07-11 林泉忠)
儘管安倍部分政策尤其是安保防衛也備受部分國內乃至周邊國家批評。然而，在歷史轉折點通過彪炳政績而為年輕一代帶來希望的「安倍時代」，無疑將載入21世紀史冊；安倍為「美麗的國家」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也將永遠受到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的推崇與緬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遇刺身亡，震驚日本，也震驚國際社會。筆者三天前也適逢身在奈良，萬萬沒想到三天后安倍會在這座日本古都終結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噩耗傳來，日本政壇不分朝野、社會民間不分政治色彩，舉國上下瀰漫著悲痛惋惜的氛圍，遇刺地點來自奈良以及各地前來獻花的日本國民絡繹不絕，紛紛前來表達對這位堪稱日本戰後最卓越乃至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領袖的哀悼。
一代偉人創造出的偉大時代
安倍曾於2006年及2012年二度入主位於日本東京政治中樞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前後共執政8年又9個月，其間筆者所撰以「安倍」為主題的文章不下20篇，其中於2020年安倍宣布辭職之後所寫的評論文章，即以《「安倍時代」——一個日本久違了的偉大時代》為題，提早為他「蓋棺定論」。如今，安倍提前駕鶴仙遊，包括其卸任首相後繼續奔波的兩年，就其一生對日本這個國家鞠躬盡瘁，以及所留下的傲視同群的政績，稱之為「日本一代偉人所創造出的偉大時代」，應不為過。
安倍就任首相期間，尤其是第二任(2012.12-2020.9)對日本社會的最大貢獻，是讓日本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重新點燃自信與希望。
眾所周知，經歷了二戰慘痛的戰敗，日本於1960年代重新崛起，並一躍成為東亞第一個先進國家。筆者於2012年即安倍第二度擔任首相前的20年，在日本的大學升學、任教，而這20年恰巧是日本泡沫經濟爆破後的20年。其間，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於2010年被中國取代。根據當時的實地觀察，儘管並不明顯覺得日本人變窮了，然而經濟不景氣長期困擾日本社會，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失去的20年」，正是由此而來。那時映入筆者眼簾的，正是日本大學生一個個「向內看」、「向低看」、「向後看」的「頹廢」境況。
「安倍經濟學」扭轉了「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年輕人如此消沉的精神面貌，直到安倍於2012年再度上台後，才獲得改觀。事實上，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數據，安倍執政最後一年的2020年日本大學生就業率高達98%，創下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顯然，安倍上台後推動的「安倍經濟學」的成效也惠及了大學生的就業率。
所謂「安倍經濟學」，主要包括「三支箭」(three arrows)，即大刀闊斧的寬鬆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促進增長的結構性改革。尤其是第一支刺激經濟的貨幣寬鬆政策，在安倍甫上台三個月後即開始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其後，受貨幣政策刺激的日本股市逐步上揚。今年迎來「安倍經濟學」的第十個年頭，如今日經指數自2013年以來所累計的漲幅已高達155%，成功「走出了一波大牛市，逆轉了二十多年來的下跌橫盤態勢」。
換言之，「安倍經濟學」扭轉了日本「失去20年」的經濟低迷乃至停滯的景氣頹勢，讓日本年輕一代重新看到了希望，也為安倍誓要「贏回日本」的執政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穩固美日同盟 二度改善中日關係
安倍晉三還是一位戰後日本罕見的傑出國際戰略家。
安倍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被列為「保守」陣營，筆者在安倍甫上台的2006年第一篇評論文章，即指出「安倍是日本戰後以來‘右翼指數’最高的政治領袖」(《解析安倍晉三的「右翼指數」》，《亞洲時報》2006年9月25日》)。
然而，安倍並非保守封閉的「右翼」政客，而是具有務實主義乃至國際視野的政治家，明白守護國家利益，必須藉助國際社會支持的道理。因此，安倍在2012年重新上台後，立即著手修補美日關係。之前美日同盟因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政府提出將普天間機場「至少遷出(沖繩)縣外」的主張，被美國視為推翻了兩國於1996年的合意，而首次動搖了美日同盟。
安倍驟逝後，引來許多網民幸災樂禍，成為國際媒體討論的話題。不過領導人發出了表達哀悼的唁電，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也對安倍任內改善中日關係所作出的貢獻，表示肯定。事實上，邁進21世紀以來，中日兩國關係兩次陷入谷底，都是在安倍的努力下而獲得改善的。
其一，安倍於2006年第一次主政時，兩國關係正因為之前小泉純一郎首相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而鬧僵，中國的反日遊行蔓延全國主要城市。不過，安倍上台後即一改慣例，率先出訪的不是華府而是北京，使兩國關係迅速恢復正常；其二，2012年日本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導致兩國嚴重交惡，中國的各地的反日遊行更為激烈，緊張氣氛堪稱已達至臨界點。其後，安倍先於2014年與中方同意基於過去簽署的「四個文件」，達成恢復雙邊正常交流的共識，繼而於2017年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釋出善意，提出「可以合作就合作」以及表示共同推動「第三方合作」的立場，使中日關係邁向「重回正軌」的方向。
冷戰後日本最具國際戰略的政治家
本人早在2014年就公開指出「安倍晉三是日本戰後繼田中角榮以及中曾根康弘以來最具戰略的政治領袖」，其實如此的評價，恐怕已屬保守低調。
日本「失去的20年」正是「中國崛起」的20年，兩國國力此消彼長。面臨如此「內憂外患」，安倍在外交領域，致力於提高日本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包括在G7以及G20平台積極主導議題。不止於此，安倍一方面在構築「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以及承接主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扮演積極乃至領導的角色；另一方面無論是「自由與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的願景，還是其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 的創設，其雛形均源自於安倍本人率先倡議的概念。
安倍在21世紀新國際秩序平台構築過程中的積極作為，堪稱戰後日本第一人。儘管這些平台構想中國有所擔憂，但同時中方也對日本在中美兩大陣營的對立格局下扮演可能的橋樑角色寄予厚望，這些都是安倍在任內卓越的國際戰略與外交能力所產生的效應。
誠然，安倍晉三並非完人，其部分政策尤其是安保與防衛政策也備受部分國內乃至周邊國家的批評。然而，在歷史轉折點通過彪炳的政績而為日本年輕一代帶來希望的「安倍時代」，無疑將載入21世紀的日本史冊；安倍晉三本人為「美麗的國家」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也將永遠受到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的推崇與緬懷。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