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六月，我從東吳大學德文系畢業，夏末進了輔仁大學德國文學碩士班。
由於是榜首，有教育部的獎學金可過日子，我就辭掉了大學後三年晚上在中山北路的「榕榕園西餐廳」端盤子的工作，以便能專心學業。
就在輔大校園，我認識了一個來台灣學中文的德國女孩A.，小小的個子，一頭金髮，紥了兩條辮子，煞是可愛。
由於年紀相仿，又都住校園宿舍，很快地，我們就常約碰面作語言交換，或每幾天就相約一起在學校對面的小店吃飯。她邊吃邊練中文，我邊吃邊練德文。
我還記得，我們最喜歡點的是「葱蒜紅燒魚」，而一般德國人是很怕吃帶骨帶刺的魚的。
有一天，我們又去小店吃飯。結果老闆在後面炒他的菜，我們倆也在前面吵起我們的架了。
我至今猶記得，那是十月十日前幾天。夾雜著中德文，我們起先很愉快地聊著、聊著。忽然她很嚴肅地以德文説了一句讓我瞬間幾乎「冰的」（翻桌）的話- 我一定是淘淘不絕地講了光榮的國慶，（剛逝世兩年的）偉大的「先總統蔣公」什麼的- 總之，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説：「 A-Wey, hör mal zu. Chiang Kai-Shek war eigentlich ein Diktator. Er hat viele Taiwanerins Gefängnis gebracht oder gar umgebracht. Er war ein Mörder.」（阿偉，聽我説。蔣介石其實是個獨裁者。他關了、殺了很多台灣人。他是個兇手。）
聽到這句話 ，我驚訝且幾乎是怒不可遏地立即指著她的鼻子，夾雜著中德文激動地說：「你是我們的客人，怎麼可以説這樣的謊話？！而且你不可以用‘蔣介石‘ 稱呼我們偉大的蔣總，他…」
大概沒料到我的反應會那麼激烈，又看到我漲紅了脖子，她漲紅了臉，一連串說了很多德文句子，有的我也沒聽懂。重點是，我根本沒心思聽她説什麼了。
那頓飯，我們每次必點而且吃得精光到只剩魚骨頭的葱蒜紅燒魚連翻都沒翻身，我就翻臉走了。我依舊紅著脖子，她則改紅著眼睛。
接下來好幾天，我一直覺得很矛盾，也很難過。我心裏已經認定她是「破壞分子」了，可是她是那麼的友善、可愛。我該怎麼辦？
我當時直覺應該要向學校的教官舉發她。但是，我又很討厭註冊時檢查我頭髮長度的教官。
煎熬了幾天，最後，我決定去和一位師長 - 一個慈眉善目的德國老神父- 談我的困擾。這是「告解」兼「告密」的決定，當時，心裏多少期待著透過他去幫我舉發吧。
但是，坐在我面前，一手拄著拐杖，平時走起路來一腳有點瘸的老神父靜靜地聽完我結結巴巴的話後，只輕拍著我的肩膀説（大意）：「Lieber Immanuel, es gibt im Leben immer Dinge, über die wir nie wirklich genau Bescheid wissen.」
句子我是聽懂了：「親愛的以瑪努艾爾（我的德文名字，和康德一樣），人生總是有一些我們難以真正參透/理解的事。」
我默默地站了起來，走出神父的辧公室。靠在走廊的欄杆邊，我望著前方，黃昏的陽光暖暖地灑在我身上，我如釋重負地走回宿舍。
為什麼如釋重負？一方面，我認為我盡到了我該舉報「破壞分子」的責任，我沒有傷害一個「好國民」該盡的義務。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神父並沒有要去舉發的意思，因此，我應該也不會傷害到我的好朋友。
然而，自此我一直被「好國民」與「好朋友」間的衝突困擾著。我們的語言交換似乎就變成有一搭沒一搭了。
。。。
她回德國之前，我給她餞行，就去那間小店。也點了葱蒜紅燒魚。這次整條魚都吃下肚了，我對她的愧疚感卻一直都沒能說出口。
多年後，回想起來，是整個制度讓我那時自動當了「線民」，- 一個痛苦、愛國、心力交瘁到快不支倒地的不支薪線民！而我相信，我當時只是成千上萬個「自動線民」中的一個而已。
她回國後，剛開始還有聯絡，漸漸地，就斷線了。日後，偶爾想起我那段「自動線民」的往事，眼前總會浮現那條現在想起來形狀其實很像台灣、而葱蒜遮身、殘破不堪、還不及翻身的紅燒魚，她紅紅的雙眼，以及我彷彿還感覺到漲紅了的脖子。
我自己明白，這段留在心裏深處的愧疚感終究化成了我為這塊土地打拼的動力之一。
整整40年過後，2018年，我二度駐德已過兩年。有一天，我們代表處的「台灣文化廳」辦了一個介紹「台灣民主化」的演講活動，來了許多德國朋友及台灣人，熱烈非凡。
演講結束後，也定居在柏林，我當年輔大碩士班的助教帶了一個年輕德國女孩，大約20歲左右，來到我的面前對我説：「阿偉，這是A.的女兒。」
我愣了一下，只聽到，眼前那可愛，兩頰紅潤的女孩笑咪咪地用德文對我說：「我媽跟你問好！她說，你作得很好。」
瞬間，我覺得眼眶不由紅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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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偶然聽說，那位神父的瘸腳是年輕時被納粹所害。不管詳情如何，對我來説，那解釋了當年他對我「告解」兼「告密」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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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好國民」，國民黨葉姓立委日前藉應元兄的病情來詛咒我，招致多方批判。
但某種程度來說的，我是可憐她的。
應元兄的勇氣、正氣及高度是她這類人從來難以想像的，因為她從戒嚴到解嚴永遠是無憂無慮的一方，顯然從不曾受到真正煎熬的考驗，導致她的認知是如此的扁平、貧乏、沒有深度，更沒有血色，要她如何能想像何謂人性的「高貴」？
也因為如此，我也可以想像，應元兄當年冒著各種危險在對抗獨裁政權而列海外黑名單時，也正是眼前類似這些至今不知悔悟之永遠的「好國民」在幹著無良勾當的時候。
至於我，我只能說，被她詛咒總好過被她讚賞。
只是，我再怎麼漲紅我的脖子，恐怖也紅不過她/他們的主子了。
應元兄，你會好起來的，因為真正生病的不是你，而是她/他（們），- 對了，或許還有那些日來跳過加害者而突然檢討起受害者的受害者。
我打開水龍頭，試圖用冷水沖涼脖子。
照照鏡子，沒有用，依舊是漲得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