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一份值得反思的歷史文件(王丹)
最近，日本政府外務省公開了一批從1987年到1990年的26冊外交檔，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包含了與北京1989年天安門事件有關的記錄，而記錄中最令人震驚的一點，是這份政府檔載明：日本早在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軍隊鎮壓抗議民眾的當天，就已經決定要對中國採取和睦的應對方針。
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一向採取現實主義立場，極少在中國的政治和人權問題上發言，因此這個消息也並不令人意外。但日本政府針對是否對中國進行制裁的問題的時候，進行的內部討論，給自己的綏靖立場提出的一些合理化解釋，卻是值得拿出來做一番討論的。尤其是在中日關係走到又一個低谷的今天，對當初的天真的想法做一個反思，對日本和西方國家都是必要的。首先，日本政府的決策判斷，是非常自我矛盾的。這在他們的官方表述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面，檔指出，日本與西方國家共用自由與民主的普遍價值，中國政府用武力鎮壓學生與市民，造成多人死傷，日本政府從人道觀點無法容許。在這裡，日本強調了價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認為，這次的事態基本上來說，是跟日本在政治社會體制與價值觀迥異的中國國內問題，因此，對中國的譴責也該有個限度。這裡的問題在於：既然是普世價值，就應當對不同的國家有相同的要求，否則就談不上普世性了；但日本又說中國的社會體制和價值觀不同，所以譴責就要有限度，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其次，日本政府不主張制裁的另一個堪稱荒謬的理論是說，如果給予跟西方國家共同譴責中國這樣的印象，將迫使中國走向孤立，從長期整體局勢的角度來看，並非上策。言外之意，制裁不僅沒用，反而可能逼得中國脫離國際體系。這套論述，其實不僅是日本外務省的綏靖想法，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熊貓派對華政策決策圈中也相當流行。事實證明這套論述有三個錯誤：
第一，面對如此重大的人權暴行，西方國家根本就不應當把制裁是否有用放在第一位，而應當把不管有用沒用都要制裁放在第一位；這是一個道義立場，不應用算計得失的方法作為決策依據。第二，制裁是否有用，其實也不是短期可以看出效果的，如果一開始就覺得制裁沒用就不去制裁，難道就是一個有用的「表達人道觀點」的方式了嗎？第三，當年日本很快就放棄了對中共的制裁，西方國家扭捏了兩年後，也紛紛跟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放棄了制裁。但是這樣的友好姿態，有沒有把中國繼續維持在一個遵守規則的國際體系內呢？或許從經濟上講，中國加入了全球化，但也並沒有嚴格遵守全球化的規則；而從政治上講，日本和西方國家的綏靖政策，並沒有讓中國在政治上向國際體系靠攏，相反，中國在政治上日益倒退，對國內的人權迫害日益嚴重。原因也很簡單，中國看到了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不願意採取制裁措施，因此他們可以肆無忌憚。這正是綏靖政策產生的惡果。
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總是有一種天真的想法，就是不要逼迫中國，否則它就會變得更加強硬。但事實是，1989年後的幾十年，西方國家並沒有逼迫中國，而中國還是變得更加咄咄逼人了。看來，西方國家太一廂情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