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傑德．凡斯（J.D. Vance）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這本書在2016年六月出版，不久，川普正式獲得共和黨提名。當時，美國媒體、專家、建制派菁英，因為川普崛起而感到意外，這本書立刻登上暢銷排行榜，被認為是了解川普支持者必讀的一本。
英文 hillbilly是對「鄉巴佬」卑賤鄙視的字眼，特別指美國大阿帕拉契山區幾個貧窮州的居民，他們正是上次選舉中川普的強力支持者。
作者凡斯就是出生在典型的hillbilly家庭，屬於蘇格蘭──愛爾蘭裔，有著鮮明且根深蒂固的次文化，凡斯形容：他們對家庭與國家都極度忠誠、全心奉獻，但不喜歡外來者，或者是長相或行為跟他們不同的人，尤其介意跟他們說話方式不一樣的人。
他們聽川普說話，很有親切感，一點都不覺粗俗：聽歐巴馬說話，不只是不同階級出身，根本就像不同國度的人。
經濟上，他們屬於勞工階級，「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再成為煤礦工，後來又成為工廠黑手和磨坊工人。」隨著中西部工業製造中心逐漸落沒，逐漸失去經濟安全感、穩定的住所及家庭生活，困在「社會流動力低落、貧窮、離婚、藥物上癮……」的惡性循環中，成為美國社會中最沒辦法出頭天的一群人，這樣的絕望感由子孫世襲。
（書中寫到，根據數據顯示，他們不但比許多窮到令人難以想像的拉丁美洲移民更悲觀，甚至也比物質條件比他們落後更多的非洲裔美國人悲觀。）
每當他跟人提起這個族群的困境，總有人會跟他解釋說，問題出在經濟結構的層面，只要有更多好的工作機會，整體生活自然會隨之改善。
他以前也認同這個想法，但後來的一些經驗讓他認為，有更深層的文化因素。
在凡斯祖父母移居的俄亥俄州小城中，大多數居民是跟他們一樣從阿帕拉契山城移居而來的鄉巴佬，這是一個血氣方剛、火爆衝突的社區文化：對外，他們誓死保衛家庭（因此持槍文化在此永不衰敗），舉止粗俗，暴力是解決問題最容易的方式；但對內，他們同樣用暴力對待家人孩子。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孩子，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情緒穩定度），去追求一個更好的人生，他眼睜睜看到「很多年輕人失去勤奮工作的能力，就算得到好工作也難持久。…被解雇時還會覺得是別人對不起他。」
凡斯的幸運是，他有姥姥（外婆）。青春期的凡斯，因為母親的毒癮、家暴、感情不穩定（至少換了16個男友，結過6次婚），正走向自暴自棄的邊緣，姥姥挺身而出，讓他搬去同住，條件是「拿好成績、去打工、以及幫忙做家事」，跟姥姥相依為命的三年，是他人生翻轉的起點，他成績變好了，自信心增加，打工讓他有機會觀察周遭的社會現象，注意到階級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份穩定的情感支持，讓他也開始願意打開心房，結交到許多摯友，並且對未來有了盼望，一步步打破階級複製的魔咒，擁有了他自己從來都想像不到的幸福人生。
自由派菁英過度聚焦在種族議題，還把「白人特權、白人至上主義」的標籤套在他們身上，無疑是把他們推得更遠。這本書出版不到三個月，希拉蕊說：川普支持者有一半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恐同症、仇外症和伊斯蘭恐懼症者」，把川普的半數支持者，歸類成「一籮筐可悲的人」（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冷漠的認為他們就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希拉蕊的話加深他們長期被「主流社會」拋棄、呼聲被壓制的感覺。
凡斯認為任何想解決工人階級問題的人，都應該直視問題中的「軟體」元素，也就是個人的選擇及責任。當他訪問社區裡的老師時，老師說：「政府希望我們當這些孩子的牧羊人，但他們都忽略了，這些孩子的父母是虎豹豺狼。」即便政府在結構上增加補助拯救貧窮學區，但如果孩子連一個身心安頓，專心學業的家庭生活都沒有，那麼結構的改變只是徒勞。
其實凡斯這本回憶錄最想強調的是家庭與個人的責任，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制度。他呼籲他出身的hillbilly族群：別再耽溺於受害者心態而憤怒，或耽溺於自卑心態而報復，認為全美國都聯合起來排擠他們（這也是川普的陰謀論能打動他們的原因），或認為美國夢將他們排除在外。
凡斯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再指出：內山老粗式的混亂家庭生活、家庭暴力與毒品氾濫，永遠不可能給下一代往上爬的環境。Hillbilly確實面臨著社會、文化與經濟上的焦慮，但若不內省啟動自己的能動性（父母與孩子皆然），而是訴諸犬儒思想，或報復性地選出一個能幫他們打主流社會一巴掌的領導者，只會讓這我們世世代代在混亂和貧窮中無盡循環。這個族群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粗俗與不屑，不是空頭支票，而是腳踏實地的希望。
我過去所接觸的美國人，大部分是來自東岸西岸都會區、受惠於全球化的自由派菁英；川普當選後，我才幡然醒悟，這些菁英階層和他們所主導的主流媒體，是如何誤解或忽視了這群川普支持者，說他們沒見過世面，甚至妖魔化、弱智化他們，這麼做，只是更加深他們對體制的不信任，更激化社會對立。
歐巴馬在2008大選的一場造勢活動中，批評白人勞工階級「他們越來越充滿仇恨，所以他們緊握槍枝或宗教信仰，厭惡非我族類，反非法移民及反貿易情緒高漲，藉此表達心中的挫折感」（They get bitter, they cling to guns or religion or antipathy to people who aren't like them or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or anti-trade sentiment as a way to explain their frustrations.）。此話一出，立刻被各方批評他的菁英主義，而歐巴馬也反指他的話遭到曲解。此發言至今仍被反覆引用來說明美國菁英與庶民大眾之間存在的認知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