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記者 Souad Mekhennet冒著生命危險報導極端主義暴力，我聽了四則對她的訪談，才知世界上有這麼勇敢無畏的記者。
十幾年來，她深入虎穴，訪問過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成員和領導人，每次訪談，她都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全身而退，所以，每一句話，她都要很謹慎地說，不能讓對方認為她是西方間諜，但為了挖掘有意義的內容，她又不能只是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她必須踩在鋼索上，去挑戰對方的觀點，避免變成極端組織的傳聲筒。
究竟有什麼本領，讓她可以從這些人身上挖掘出西方媒體無從獲取的珍貴資訊？究竟是什麼驅使了她，讓她甘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
今年，她出版了回憶錄《I Was Told to Come Alone（他們叫我獨自前來）》，詳述過去十幾年，她採訪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領導人物的親身經驗。其實，她很早就有出這本書的想法，911事件後，她認識了一位殉職消防員的遺孀，對方無助地問她：「為什麼他們那麼恨我們？」
既是穆斯林又是西方人的她，覺得自己有使命，要幫助這兩個群體互相理解。所以，她花了接下來的十幾年，投入到既辛苦又危險的採訪工作。
她出生在德國的一個移民家庭，父親是遜尼派的摩洛哥人，母親是什葉派的土耳其人（兩邊的家族還剛好都是先知的後代），父母雖然保有原本的伊斯蘭信仰，但也積極融入德國社會，讓她上基督教幼稚園，跟她解說基督教和伊斯蘭相同的精神是什麼，她兒時也在摩洛哥住過，第一位好朋友，就是鄰居的一位猶太女孩，所以，她想像中的宗教，不但不會互相排斥，核心精神更是在討論人性最真最好最美的共通點。
這樣獨特的生命經歷，似乎注定了她生來要為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社會，搭起理解的橋樑。
她第一次感覺到歧視，是住在德國法蘭克福時，鄰居孩子因為她父母的移工身分，而不跟她玩在一起，稍年長，她跟弟弟曾經被一台光頭黨的車子追，到了1990年代初期，德國右翼勢力興起，放火燒土耳其移工的房子，她當時告訴父母說：「我們打包離開吧，他們以前殺了猶太人，現在輪到殺我們了。」
不過，猶太社群鼓勵他們不要離開，不要退縮，要站出來為自己發聲，這給了她很大的啟發，她開始更主動成為那座橋，去幫助穆斯林社會跟西方社會，互相理解。
她在13歲時就已經立志要當一個記者了，影響她很深的是一部美國老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改編自《華盛頓郵報》記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揭發《水門事件》而導致尼克森下台的真實故事，她相信，身為記者，真的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對社會做出貢獻。然而，在德國接受完記者訓練的她，沒有找到工作，反而是美國，張開雙手迎接了她，她在《紐約時報》的調查組工作很多年，主要報導戰地、恐攻，目前，她是《華盛頓郵報》的國家安全通訊記者，也幫德國電視台ZDF做報導。
其實，她跟那些在歐洲土生土長，但卻被極端化的穆斯林移民後代，有著非常類似的成長背景，他們的家庭雖不富裕，但也並不貧困，2014年，她訪問一個ISIS的指揮官，對方跟她一樣，在歐洲成長，會說五種語言，受過不錯的教育，她心想：他明明可以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啊！我們究竟在哪個階段失去了這個人？
所以，在採訪像他們這樣的人的時候，她會先讓對方說他想說的，他們通常是抱怨國際政治，還有西方社會的虛假，雙重標準…， 然後，她會出奇不意地問對方小時候的事情，比如說，你喜歡吃…嗎？你有玩…遊戲嗎？她發現，他們之所以被極端化，大部分是因為來自失能的家庭，尤其是跟父親關係很差，極端組織的招募者，往往就是填補他們心理上的遺憾，一步步取代了他們生命中父親、或社群中宗教領袖的角色。
也因為她對於伊斯蘭教義有深入的理解，她更能夠進入他們的心，有技巧地進行訪談，並適時去挑戰他們，戳破他們對教義的扭曲。基本上，他們都希望塑造自己很強，不惜犧牲生命也會為了「哈里發」奮戰到底的形象，還有，他們是西方社會的受害者，他們「以正義之名」進行報復。
透過這些訪談細節，她希望西方社會不要再只是看到「恐怖份子」，也要看到他們是人，並且，要意識到「語言的重要（Words matter）」這些組織就是利用西方政治人物的發言來招兵買馬的，比如說，從去年的競選期間到現在當上總統，川普的發言，都被直接拿去剪貼做成召募宣傳，證明西方社會就是那麼歧視和排斥穆斯林。說川普是恐怖主義吹鼓手，可能一點都不過分。
有一次，她想訪問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難民營中一個極端組織Fatah al-Islam（意思是：伊斯蘭征服）的首腦Shaker al-Absi，對方讀過她的報導，知道她的背景，拒絕受訪，但她非常堅持，打了好幾次電話，後來，她說：「我遠道而來，你至少要請我喝杯茶，喝茶就好，不採訪。」在穆斯林文化中，拒絕給遠道而來的客人一杯茶，是很失禮的。對方考慮之後，答應了。
但是，到了難民營中，她被引進一個空間，裡面的陳設，有黑色的旗幟（就是後來ISIS使用的那一面），有巴祖卡火箭筒，AK-47自動步槍，她突然覺得很不對勁，這不與阿布·穆薩布·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斬首西方人質影片中一模一樣的場景嗎？我們不是要喝茶嗎？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接著，一群男人進來了，其中一個坐在她對面，拿槍指著她，她轉頭看看帶她來的線民，對方也很驚嚇。
終於，媒體部門的人出現了，Absi跟他的副手出現了，她這才知道，她不是來喝茶，而是來被「審問」的。他們開始問她，西方社會新聞自由的問題，問美國的媒體是不是被控制，她把握機會提醒他們，她也做了CIA抓錯人又不承認的報導（德國商人Khalid El-Masri在馬其頓綁架，被CIA帶到阿富汗的秘密監獄去關起來，虐待了 5 個月，發現搞錯人以後，把他丟包在阿爾巴尼亞），所以，西方媒體並不是像他們想像的，都只為西方說話，並製造抹黑穆斯林的「假新聞」。
不過，整個過程非常緊張，她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她試著緩和氣氛，提醒他們要請她喝茶，當他們終於把茶端來，開始喝茶，Absi的副手問她：「你結婚了嗎？」她回答：「為什麼問我，你想要第二個老婆嗎？」突然，除了副手之外，在場所有人都笑了，連拿槍指著她的人都在笑，「審問」才終於結束。後來，Absi讓她正式採訪，她認為，這個妙答，是原因之一。
身為一個單身女性，又有自己的事業成就，對這些極端組織的首腦來說，難道不是一件很刺眼的事情嗎？她的確有被質問過很多次，也被求婚（當第二個老婆）很多次，不過，當她指出先知穆罕默德的幾位太太都是很有想法和自主性的職業婦女時，他們就不會再浪費力氣問下去了，因為，他們知道，她已經準備好會讓他們啞口無言的答案。
所以，一個事業有成的穆斯林單身女性，對他們來說，好奇與魅力大於排斥力，這對她的採訪，反而是有幫助的。當然，她也會非常注意自己的穿著，不冒犯對方的規矩。
最可怕的經驗，反而是在埃及報導阿拉伯之春，那時候真的很亂，很多記者被捕，很多女性被強暴，她在從亞力山卓往開羅的路上，在檢查站被攔下來，逮捕、審訊，對方還暗示她會被強暴，那晚，她被蒙上眼睛，運到另一個地點審問，一把槍就抵著她的頭，她真的以為她會死在那裡，後來竟全身而退。
但後來，為了完成報導，她還是回到了埃及。她認為，西方社會對阿拉伯之春，有很多錯誤理解，因為，西方媒體太喜歡會講英文的知識份子，也只從這些人身上去看事情，但當她去採訪街頭民眾，光是一個「民主」這個字，對不同的人根本就是不同的意義，有些人是嚮往過去威權時代的安定，有些人是希望有社會福利…，所以，她不會像主流西方媒體一味頌揚「阿拉伯之春」的成功，她會用自己調查到的事實、收集到的觀點，去挑戰這些所謂的運動領袖。
她認為，記者，不能一廂情願地只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或投射自己的價值觀與好惡，而要幫沒有聲音的人發出聲音，要盡可能忠實呈現事實，即使，自己可能不喜歡去正視這樣的事實。坐在電腦前打字，叫做觀點，而不是報導，報導需要實際上去採訪，她常常為了一個資料的確認，等待多時，投注的不只是時間、金錢，還有生命，為了挖掘真相，她願意付出烈士殉難的代價。
她堅信，人類社會是有出路的，只要我們不關上交流的管道，不放棄認識彼此的機會。讓不同的觀點有激盪有對話，讓互相仇視的人看見彼此共同的人性，這是她身為記者的天職，也是她珍視並守護民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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