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作家摩羅本名萬松生，1961年出生於江西。其筆名取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一度被錢理群教授譽為「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的傳承者」。
如今摩羅恨透了魯迅，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真正的「愛國」，乃是愛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多災多難的同胞；真正的愛國，乃是奮起對抗那些讓大多數民眾都難以「好好生活」的特權階層與權貴集團。真正的愛國者是劉曉波，是丁子霖，是蔣彥永，是劉賢斌，而不是那些對美日「說不」的中國人、對印度越南「不高興」的中國人和向全世界宣告「站起來」的中國人。
余杰在財經作家蘇小和的《我們怎樣閲讀中國》一書中，看到的「愛國」是理性與睿智，不是激情振臂吶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蘇小和在《每個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寫道：「我看見新一代的中國人在相對寬闊的信息通道中自由遊走，在財務相對自由之後，年輕的人們開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雖然仍有人坐井觀天，仍有人畫地為牢，但世界已經為我們打開，每個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夠的懷疑精神，只要學會在多元狀態下思考，我們就再也不會輕易被遮蔽，被矇騙了。」
「左狂人」高調平等正義，對「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為在這個信息越來越自由流通的時代，要想用蹈空凌虛式的平等正義誆人可沒有信息封閉的毛時代那般容易。
胡適說過：「今日還是一個大家做八股的中國，雖然題目換了。小腳逐漸絶跡了，夾棍板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無數老少的心靈裡。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摩羅新書《中國站起來》便是這樣一本鼓吹小腳、夾棍板子、砍頭碎剮的書。
而胡適批判的對象正正是摩羅所倡導的殘忍、野蠻與愚昧。於是摩羅反守為攻開始辱罵胡適「最無知」、「最無能」、「最無恥」：
「最無能的男人總是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最無知的精英總是抱怨大眾過於愚昧聽不懂他的偉大思想，最無恥的失敗者總是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胡適博士三者兼備焉。」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一文中指出：「胡適雖以『反傳統』著稱，但是他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時，卻隨時地不忘為民主、自由、人權尋找中國的歷史基礎。他承認中國歷史上沒有發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並不認為中國文化土壤完全不適於民主、自由、人權的移植。」
胡適在晚年發表的演說《中國傳統及其將來》中，認為中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足以構成接引民主與科學的「中國根柢」。這一點對於今天中國大陸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更具有重要的啟示。對此，余英時闡發說：「胡適從不把中國傳統看成籠統一片；相反的，他對傳統採取歷史分析的態度，他要辨別其中哪些成分在今天還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僵死的。」
這樣的論述跟摩羅《中國站起來》一書中不可一世的飆罵相比，哪一個更接近事實與真相呢？
學者蕭瀚說，摩羅1998年的成名作《恥辱者手記》的真名該叫「中國人站起來了」，因為這本《「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針對的是整個墮落昏聵的中國文人群體，從文化根源、精神結構對知識份子表現出的麻木、愚忠、膽怯進行深刻的剖析和尖銳的批判，就像他所崇拜的俄羅斯大文豪索爾仁尼琴那樣，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良知，為一切冤魂代言的善良願望、為罪惡的歷史留下激情見證。
甫出版的《中國站起來》則是對80年代啟蒙主義和自由精神的全盤否定，選擇以最誓志投誠的方式向權力下跪，書的真名反而該叫「恥辱者手記」。余杰說，若不是無恥到某種程度，寫不出這樣的書來。仿北島(原名趙振開) 家喻戶曉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余杰給「摩羅變臉」的回應就是：「無恥是無恥者的投名狀」。
同樣是以「中國」為論述對象的著作，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余杰看到的是《魯迅傳人跪下去，納粹先鋒站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