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去淡水參觀紅毛城,記得那位導覽者,完全沒有人權的史觀,開口閉口「我們中國人」,後來,講到領事裁判權,她重複著老掉牙的「外強欺凌中國」的歷史觀點,殊不知,那時候的清國人,是對內、對外都不講人權、沒有法治、有不平等的落後國家,卻把別國都視為蠻夷之邦,還怪別人簽不平等條約?英國領事當然得要求「自己的國民自己審」,才能避免清國包青天不經審判、舉證、就刑求結案,或任由民間動用暴力私了。
雖然她有提到,英國人重視人權,所以,一樓的監獄,有放風的空間,但我覺得她還是不了解列強到底強在哪裡,還說,英國領事當時的工作,頗符合今天找工作的標準「錢多事少離家近」。
介紹領事官邸時,她說,這棟建築融合了「我們中國人」的智慧,什麼「智慧」呢?通氣孔以錢枚形,象徵富貴,還有欄杆是十個瓶子,都可以套用一些大吉大利的成語…。
礙於當時導覽時間有限,不好意思打斷、插話,也不確定我們提出的問題對別人是否有幫助,於是,就沒有多說什麼。
我大學在美國讀,很不喜歡用中文,總覺得,用英文能夠吸收到更多有用的、具體的、如實的資訊。張維迎教授講《語言腐敗》的那個影片很能引起共鳴,張維迎雖然是在講中國,但是在台灣長期白色恐怖底下,語言也是腐敗的,黑的說成白的,惡的說成善的,失去了跟彼此交流、或反思內心的功能。
解嚴後,中共第五縱隊長驅直入,收買有統派傾向的高階軍人、司法官與行政官僚,兩岸一家親,實踐了史上最親密的國共合作,台灣社會的語言加速改變,加上社交媒體興起,大家都在用更直白、更口語的方式,來表達、來說理、來論述。有時候,那麼密集的訊息,那麼快速的評論,會讓人眼花撩亂,但是人類就是要靠這種方式才能學會如何去篩選訊息,如何做出判斷,你不可能要言論自由又要老大哥監控,這所有看似很混亂的貼文、刪文、爭論、甚至散播仇恨…,就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
上個時代,如果說是能源的時代,那麼,這個時代,可說是信息(information)的時代。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信息了,我們要如何跟信息共存?如何避免有人用信息來壓迫箝制、來強化既得利益、獲取暴利,如何避免有人用信息來製造社會分裂、恐懼、動亂?
《端傳媒》專訪臉書新聞夥伴合作主管坎貝爾.布朗(Campbell Brown),提到對新生世代來說,每一則信息的獲得可能都來自網絡,來自《臉書》,但學校裡並沒有針對如何在閱讀、看網路影片時獨立思考判斷,如何核實信息來源,如何區別觀點和事實…等等提供足夠的教育,所以臉書需要與大學、非營利機構、媒體、廣告商等所有利益相關者合作,真的投資在新聞素養教育上。
她表示:如果我們培養用戶自己辨別信息的真假,不去點擊分享或評論那些炮製假信息的消息,那麼即使有人故意做一些壞事,這些「標題黨」文章的觸及率也會越來越低,這就越來越不是一個問題了。
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二月份發布的一封信裏提到:剛開始,《臉書》的戰略只是建立聯繫——找回你和你的家人、朋友的聯繫。現在《臉書》的使命在不斷擴大,從僅僅聯繫起你的家人朋友,已經變為要信息化你身處的整個社區。
但我們跟他人的關係,越來越多是以「信息」的方式來互動,我們要如何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減少不確定性、加多更優選擇的自由度?宗教誡命早就三令五申「不作假見證」,古人深知流言蜚語街談巷議對名譽的傷害,但「假見證」從古至今從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人們還是喜歡捕風捉影、造謠生事,甚至由政府帶頭,20世紀更出現了靠「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來統治的大洋國與大陸國,21世紀有更多人深信「改造世界,謊言威力比真相鉅大」。
我們的基礎教育再不強調信息倫理,難保每個人不會因信息雜亂而心緒跟著惑亂。在資訊的茫茫大海中,要不迷失自己,又不白白耗損生命能量,我們需要更好的信息倫理教育,抽絲剝繭,正本清源。
信息,絕對是一種消費行為。我們消費,也被消費,這個消費與被消費的關係,是否有帶來更多的滋養?是「吃」或被吃?是幫助彼此做自己的最真最好與最美?還是在餵養我慢、侵吞公共利益?透過信息,我們辨別虛榮與榮耀,是每一個新世代的挑戰與責任。
布朗(Brown)在訪談中提到,他們已經針對「標題黨」的問題,調整了動態消息的演算法:
「我們會檢查消息的標題是否帶有誤導性,是否缺失了重要信息,也會計算用戶停留在文章的時間,比如說,點開一篇文章,你停留了5分鐘,那說明它對你的價值很大;另一篇文章,你只停留了3秒,那有極大可能是「標題黨」的廣告文。這種技術手段,是為了避免那些只爲了吸引點擊的標題出現在你的動態消息裏。」
《臉書》算法其實非常簡單,非常透明,它不像外界很多人想像的那樣神祕,只有三個準則:「你的朋友是誰,你 like 了哪些專頁,以及你按讚、評論和分享了哪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