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人們一般不願失信、不敢失信。因為一旦失信，信貸、租屋、租車、申請信用卡等都會受到影響，形成了使人們要求自己守信的倒逼機制。但還說不上是「處處受限」，大不了不使用支票，都用現金，還不致於在社會上很難立足。
中國正在建立一個激勵守信和失信懲戒的聯合徵信機制，對個人或企業的「失信行為」實行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全面懲戒。今年6月17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介紹這個徵信機制時說：對違法失信者進行懲戒，重在約束，重在限制，重在提高失信成本。讓失信者付出巨大代價「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一時失信、長期受限」。既體現了激勵約束，又體現了權益保護。
數以千萬計的高分用戶能夠在不交定金的情況下租用汽車和自行車，並且可以在醫院裡用智慧型手機輕輕點幾下付款，而避免排長隊繳費。
中國很少人擁有信用卡或從銀行借款，信用資訊很少。沒有相當於美國全國性廣泛使用的FICO分數來評估消費者信用風險。
從去年6月1日已開始運行的「信用中國」網站，即是在建立一個平臺，打造一個全方位徵信的網站。要給所有的中國人評定「社會信用」等級，但要對他們每一方面的行為加以衡量和評分，需要大量蒐集和過濾處理資訊，這不僅是一個巨大的技術挑戰，而且是極度的主觀性。
以後，誰會有「良民證」，誰會列入「黑名單」，由誰來決定？為什麼是政府官員給人民打分，而不是反過來？
這個發想是繼承傳統的「懲惡獎善，賞罰分明」，讓好行為得到獎賞，壞行為受到懲罰，而中共是終極的判官。中國傳統文化下，官是管民的，民只能給官管。被管就要被透明，官的責任是管民，管民不能透明，包括密報、檢舉、監聽、偵察、審訊、收押、異端裁判、言論審判。
連維良表示：對誠實守信者進行激勵，重在褒揚，重在提供優先機會，重在減輕社會負擔，比如，優先辦理行政審批，優先享受優惠政策，優先提供公共服務，減少審批環節，減少監管頻次，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使守信者在市場中獲得更多機會和實惠，讓「信用」成為「國家」對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考量因素。
想像一下這樣一個世界：一個專制政府監督你所做的一切，對你所做的幾乎每一個互動積累大量的數據，並給你打出一個單一的「信用」分數來決定你可以享有多少權利。
在這個世界裡，從拖欠貸款到批評執政黨，從闖紅燈到沒有贍養父母，都可能造成你失分。坐地鐵逃票，水、電、煤氣費不按時交款，手機停用不銷號產生欠費未還，酒駕、醉駕等交通違法行為等等，無所不包。
未來的中國，你的「社會信用（social credit）」分數不但決定了你是否可以借到錢，還決定你家的孩子是否可以進入最好的學校或者出國旅行；決定你本人是否可以在一家新潮的酒店裡訂房，在頂級餐館裡訂位，甚至影響到你可否約會。
當人或公司破壞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叫做「信用不良」，日常所受的監督和隨機檢查就會被擴大，一整套的「高檔消費的權利」會被拒絕。「信用不良」的人，會被限制出境、購買不動產、禁止乘坐火車的「軟臥」，或乘坐飛機的頭等艙，或禁止住更好的酒店，禁止出國或送孩子上最好的學校和旅遊度假等等。
《華盛頓郵報》2016-10-22 Simon Denyer報導說：這不是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惡托邦超國體（dystopian superstate）的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影片中具備「全知（all knowing）」能力的警察可以在案發前攔截犯罪。對比中國靠大數據以評分每個人來管理（China’s plan to organize its society relies on ‘big data’ to rate everyone），對人民未犯先防，制「民」機先，可能是中國2020年的樣貌。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Studies）經濟科技專案主管麥斯納（Mirjam Meissner）此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中共推行的信用體系聽起來似乎跟西方金融信用評分系統類似，但是民主國家的監管系統通常集中在一組數據上，並且數據的所有權建立是高度分散的。在美國，個人信用體系由環聯（Trans Union）、Equifax和益百利（Experian）三大徵信公司和一些區域性，行業性的徵信機構構成，這三大徵信公司相互獨立制衡，而消費者也不完全是被動接受評分，他們對徵信機構有監督權，可以提出申訴，或取得對自己的調查報告。基本上這些信用資料，絲毫沒有可以操作的政治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