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播聽到一個醫療倫理中的經典案例，1973年，當時25歲的Dax Cowart在一場意外中全身嚴重燒燙傷，在事故現場被人發現時，他要求對方借他一把槍，讓他了結自己的生命，對方很溫柔地說他不能這麼做，將他送往醫院急救，他存活下來，但等著他的是充滿痛苦的治療，過程中，他不只一次請求醫生停止治療，讓他死掉，也嘗試自殺，醫院甚至一度不讓他跟外界聯絡、剝奪他尋求律師協助的權利，後來，為了確認他想死是出於理性思考的結果，院方找了幾位心理師來鑑定，看他是否有自主判斷能力，最後醫生採用的意見是他不能自己判斷，於是繼續治療，十幾個月後，他出院了，但雙眼失明，手也失去功能。
出院後，他經歷一段憂鬱期，並嘗試自殺，還拍了一部「Please Let Me Die（請讓我死）」的影片，他的案件引起醫界、法界熱烈的討論，美國社會也才因此有了病人自主權（patientautonomy）的意識。後來，他把痛苦轉成力量，認為既然活著，就不要浪費生命，他不但完成了法律學位，成為相當成功的律師，也是病人自主權最重要的倡議者。他說，低潮期間，曾有一個重複出現的夢魘：他看見自己坐在橄欖球場旁的冷板凳上，已經是球賽的第四節，他還是沒有上場比賽。活著，卻無法盡情投入生命，那是他所深深畏懼的。
有人會從事後的結果來反駁說，如果當時依照他的心願停止治療，那不是就沒有後來的精采人生，以及對病人自主權的爭取了嗎？他說，如果重新回到那個時候，他還是會希望他自主選擇的權利可以被尊重，他還是會請求停止治療，因為，沒有人有權利強迫他經歷那種劇痛，在那個年代，燙傷治療、清創，都還不是很發達，他必須全身浸在氯水中，包裹全身的紗布，拆了又包，包了又拆，每次都像被剝皮。他相信，那些治療他的醫生護理師，都有著純淨的心靈，他對他們也完全沒有憤怒、苦澀，但他還是要爭取為自己生命做決定的權利。
很多人會誤以為這是病人自主權跟醫療專業之間的衝突，其實，並不是，真正站在病人自主權對立面的是家父長威權（paternalism），那種「我是為你好」，「我比你懂得多、所以我可以幫你做決定」的不尊重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