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華山光點欣賞蘇哲賢導演的「進擊之路」，主角，是四位年輕熱血的人權律師，因為，這是由廢死聯盟所主辦的「殺人影展」的一部分，所以，映後的討論比較聚焦在死刑上面。
出門時，剛好遇到鄰居Philip，聽到我要去這樣的一個影展，他說他父母親在美國從事廢死運動已經三十多年了，他的母親，是家庭主婦，全心投入，父親是大學教授，退休後也更加投入。
我問他，是什麼樣的契機或生命事件，讓他們投入這個運動呢？他說，就是做為一個人感同身受的悲心和一份責任感吧。一開始，父母親因為教會，而接觸了這個議題，後來，他們開始主動去接觸死刑犯，幫他們募款、找律師，同時，推動量刑改革（sentencing reform），他們所做的早就超過教會。
他們住在佛羅里達州，佛州和德州，是全美執行死刑最多的兩州，而當中有許許多多鑲嵌在制度裡的不正義，包括，對毒品使用者過重的罰則，對中下階級、黑人的制度性歧視，還有，監獄由私人企業經營，所以有營利動機去製造大量的囚犯…等等。他覺得，美國的司法系統（justice system）根本就是不正義的源頭，所以都稱之為不正義的系統（injustice system）。
看到不公不義，無法視而不見，甚至感覺自己有份責任，不是因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受用了社會資源，自然而然地想要回報。「我的自由，是為了推動別人的自由。」每個生活不虞匱乏的人，都應當去省思，我的舒適生活，是不是建立在其他人被剝奪的基礎上？尤其，是對後代子孫的剝奪？不負責任、缺乏長遠規劃的發展方式，不僅僅是造成資源耗竭，環境破壞，債留子孫，甚至已經剝奪下一代呼吸的權利了，我們能毫無羞愧嗎？
「進擊之路」這部影片中的四位律師，完全不是我們刻板印象中的律師形象，他們來自如你如我的平凡的台灣家庭，導演說：「我把重點放在人權律師身上，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好事，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而他們跟我們是一樣的。」的確，導演的拍法一點不煽情，也沒有把他們英雄化，反而讓我們看見了自己。
映後座談，邱顯智說，為了讓《鄭性澤案》有更高的曝光度，他到處去演講，有一位他在辦理離婚案件的當事人，是小學老師，所以，他拜託對方介紹他去小學演講。當他問小學生：「如果一個人很壞很壞，我們可不可以把他殺掉？」小學生會質疑地說：「可是壞人是不是也有好的一面？」反而，當他拿同樣的問題問大學生、成年人，他發現，大人們反而失去了那種對生命謹慎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和社會化的過程，讓人有如此的改變？
曾威凱律師當初有接到幫鄭捷辯護的邀請，但是，他擔心自己兩個孩子的安危，所以把案子推給了單身的劉繼蔚（劉繼蔚後來果然接到了許多謾罵與恐嚇）。曾威凱的兒子在電視上看到鄭捷時，問爸爸說：「他在監獄裡，可以睡覺嗎？可以吃飯嗎？有一天能出來嗎？如果有一天他出來了，又做一樣的事情，怎麼辦？」他無法回答兒子的最後一個問題，於是反問兒子有什麼想法，兒子說：「我們可不可以跟他約定好，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了？」曾威凱說，他反對死刑，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他只是希望當他兒子長大時，不論生命中發生了什麼，都不會用殺人來當作解決問題的方法。
自己曾目睹兇手殺死外婆的李宣毅律師說，在那個當下，他的情緒有可能超過理智的界線，憤怒可能會讓他失控想要解決兇手，他可以理解被害者家屬的心情，但他要質疑的是，國家有權力殺人嗎？那個被授權執行槍決的人是誰？他憑什麼？我外婆的命，跟那個犯罪者的命等值嗎？國家用這個類似犯罪的手段來剪除犯罪者，就可以彌補我外婆的命嗎？如果不在乎背後的成因，我們必然會透過不同的形式，繼續面對同樣的問題。
劉繼蔚說，死刑，是統治者的實用工具，回應的是在風俗、文化、社會…等等需求上，人們對安全感的迷戀。每個社會本來就都有潛在的風險因子，這個犯了罪被判死刑的人，只是剛好被揀選出來，成為危險、骯髒、罪惡的象徵，當他這個因子被移除了，就會為這個社會帶來虛幻的安全感。
換句話說，國家處死一個人，可以讓人們對「確定感」的想像、對政府的信任，提升幾個百分比。「確定」他死了，他不再可能殺人了。循著這樣對「不確定感」的焦慮邏輯，人，被當成工具來使用，死刑似乎可以減少短暫的集體焦慮。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可以接受這個邏輯嗎？當我們說，這個人很難救，所以不要救了，等於是用公共資源在衡量一個人的價值，被告的生死由誰決定？
影片中，邱顯智回憶到，早上才去監獄看劉炎國，說已經幫他送出了非常上訴，握手道別時，劉還說了聲：「律師，生日快樂！」不意傍晚劉就被執行死刑，讓他非常難過。他說，連跟女兒一起看《多拉Ａ夢》，他都忍不住掉淚，因為，多拉Ａ夢那一集演到人死了可以活過來，但是，在我們的世界裡，人死了不能活過來。他說，歐洲人不見得比我們慈悲，但是，他們有理性思考，知道人犯錯的機會太大了，萬一冤判，人死了就回不來了，所以，才會用「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來代替死刑，免得拿冤案的人來陪葬。
活動結束後，同行的亦安說，她以前總以為犯罪者就應該被處罰，今天看完了電影，才意識到，即使是犯罪者，也有人權，我們只能針對他做錯的事部份來要他負責，但不能剝奪他身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
想起另一位朋友Maki說的，基督教的精神，鑲嵌在美國憲法中，因為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所以，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反觀中華民國，是一部沒有立憲精神的空殼子，偷渡了黨國總理泡製的三民主義。我們討論到，台灣目前的宗教信仰還停留在「前現代」，崇拜對象是權力，而不是神所代表的終極的核心價值。他希望有一天，宗教的善，可以鑲嵌在憲法中，但他希望是佛法，因為，佛法比較有包容力，但是，要不著痕跡，不用到宗教的字眼，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我們需要把宗教的核心價值世俗化。
那天討論的因緣是，我們覺得西方社會受到基督教影響，比較能夠堅守核心價值，而不會被人情牽絆，小梟說，他信仰的就是民主價值，如同美國人信仰的就是美國憲法。反觀被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台灣社會，最喜歡講仁義道德，溫良恭儉讓，但卻最缺乏核心價值的信仰與實踐。他引用黑格爾的觀察：「《論語》沒有深度哲學，論述迂闊平凡，不過是市井尋常的道德主張。」統治者結合儒家，以街頭巷議的道德對個人私德的約束，來進行控制。在這樣的文化土讓上，尚未開展出真正的道德觀，以及普世的宗教情操。
小梟說，其實，求學時期，他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孺慕，本來要打算讀歷史系或中文系的，然而，因為他愛得很深，真的用心去研究，才看到，這樣一個總是在標榜過去（夏商周為最高理想，四大發明…等等）、不願意面對未來的文明，加上沒有求真的精神、又無法抽象思考，只會越來越墮落。他認為，會被中國文化洗腦的人，是讀得不夠深的人。
黑格爾在1827年《宗教哲學的演講》中論述：中國宗教一開始是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孔子的道德學說「與這種自然宗教相結合」，變身為「國家的宗教（state religion）」，每個皇帝都是奉天承運，革命都是順天應人，「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舉凡一切與自然力量有關聯的事物，都是從他出發。」簡單說：君王就是神。在黑格爾眼中，中國倫理是：「凡屬於『精神』的一切——在實際上和理論上，絕對沒有束縛的倫常、道德、情緒，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一概都離他們很遠。」黑格爾講的不一定都對，但他說中國的倫理沒有「主體性」元素，沒有自由的精神，就真的很震撼，發人深省。對黑格爾而言，六度波羅蜜只有一度，不妨稱之「自由波羅蜜」！
以牙還牙的死刑，不處以終身監禁，代表這個社會認定生命比自由重要，如果這個社會認定自由比生命寶貴，剝奪自由應該更具處罰意義。一個社會為自由奮鬥的人越多，才會越懂生命是為了自由而存在，而不是自由為了生命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