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做完定課、用完藥石，到公司和同事一起坐車上台北，接受第三評鑑單位的認證稽核。
中午休息時，接受評鑑的同仁和審查員一起用藥石，席間審查員談到在美國讀大學的兩個女兒，一個人一年要上百萬台幣。他說在台灣工作省吃儉用，太太沒有工作，帶著兩個女兒住在美國，幾乎把所有的儲蓄都用在他們的培育上。
他身體很胖，有糖尿病、高血壓，隨時帶著胰島素，飯前自行注射。或許是華人社會傳統觀念使然，他甘之如飴，說自己買了保險，只為自己留了60萬做為身後事的費用。
另一位女同事，家中有七仙女，包括祖母和媽媽，他是家裡的老大，只有一位弟弟，年過40，未婚，住在家裡，所以還要為家裡承擔經濟壓力。他說他只為自己留30萬做身後事。
感覺他們受到華人社會觀念的影響很深，所以他們的生命就是被家人綁得死死的，甘願為之生，為之死，最後他們在乎的只是能不能好死。但是他們卻不在乎自己的這一生有沒有好好的活，能不能為自己好好的活，活出自己的最好。
美國人活是為自己活，活得好不好，不會怪父母怪配偶，有加分就住一起，沒加分就不住一起，住不住一起，快樂不快樂、滿足不滿足，自己選擇、自己決定。有喜樂就分享，沒有喜樂就自己努力。有苦惱也可分享，但絕不會怪罪或牽怒父母，父母也不會承攬子女苦樂的責任。美國人的家人往來，基本原則是先做到互相不妨礙自由與獨立。臨終的時候絕不會擔心子女尚未成家立業，絕不會擔心連累子女。
讀吳易叡那篇《歸根：一個『好死』計劃的誕生》，談到死亡在華人社會的問題，華人其實很怕死，所以對死亡是一種禁忌，面對死亡的時候，新加坡一般移民華人因為經濟生活的不堪，往往死得很沒有品質，更談不上尊嚴。
「不久前，新加坡的經濟學人委託新加坡連氏基金會執行的『死亡質量指數(good death index，此為連氏基金會的官方翻譯)』計畫，評比了全球80個國家。讓人深感意外的的是，這三地竟然都擠進了全球20名。香港吊了車尾，新加坡第18名。而台灣為第14名，僅次於福利國挪威，在亞洲位居翹楚。」連氏基金會係新加坡傑出商界領袖連瀛洲在1980年創立。比較奇怪的是「good death」他們不翻譯為「善終」或「好死」，用了一個冷冷的辭彙──「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是怎麼制定死亡質量指數的呢？首先評比的是一般的安寧療護架構。擁有醫療基礎建設、專科制度和人員編制的三地，在這個環節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在照護負擔上，除了評估政府投入的資金之外，也要看一般人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基本的善終醫療服務。接下來評比的便是臨床指引、疼痛藥物是否容易取得、醫病關係、志工的可用性，最後問的便是一般人對於安寧療護的覺知。」
「善不善終，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的確如同智庫報告裡所言，是一個公共和私人財政是否能夠支持一種特殊醫療服務的問題、基礎建設發展健不健全的問題。但對於一個有機社會而言，死亡絕不可能單純屬於醫療範疇。」
醫療制度及機構的健全與否，以至於醫療服務的品質，或許決定了安寧照護的好壞，但死亡絕不可能只是屬於醫療範疇的問題。死亡是相對生存而說的。沒有生，就沒有死。什麼是好死？必然對應能不能好好的生；活出自己的最善，才稱得上「善終」。
我們難道不是為了真正的愛而生，還是只是像蜉蝣一樣，朝生暮死，存活只是爲了完成生命周期的循環：出生、成長、繁殖、死亡。為了這樣子小鼻子、小眼睛的生？
能夠好好地為真愛而生，也就能為真愛而死，這樣的死才是好死。不管是重病而死，或粉身碎骨，最重要的是活出信仰、活出嚮往、活出幸福、活出滿足、活出自己的最精彩！
華人社會的好死，指的是死得很有面子、很安詳，壽終正寢，或是身體沒有被破壞，留得全屍。但這樣的死，如果死得沒有尊嚴，如果含恨帶怨而去，算什麼好死？像鄭南榕那樣的烈火焚身，華人社會必然認為不是好死，但他能夠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最大的信仰而死，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死得壯烈，這不正是好死，這不正是善終！
華人喜歡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什麼是重於泰山？什麼是輕於鴻毛？面子嗎！還是耍耍嘴皮子而已。所謂的重於泰山不正是好死？善終怎會是因為看得開而輕於鴻毛？或自嘲式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