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好聽完了去年一本科普類的暢銷書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譯版：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作者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歷史教授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他用淺顯的方式，把地球上全人類的歷史說了一遍，深具啟發性。從最初「智人（sapiens）」並非地球上唯一的人種說起，大約70,000年前因為一個DNA上的突變，智人開始有了抽象思考的能力，這個決定性的改變，讓智人不但存活了下來還成為唯一的人種，更進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決定其他物種生死的霸主。
這個抽象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想像力，讓人類能夠非常靈活地、在巨大的集體中，與彼此合作。其他動物，並非沒有合作能力，比如說，蜜蜂就是能夠合作無間的集體動物，然而，蜜蜂的合作方式是固定的，蜜蜂王國的子民不可能將女王蜂送上斷頭台、建立蜜蜂共和國；或者，黑猩猩與彼此合作的方式，是很靈活的，然而，黑猩猩群體的合作是基於彼此熟識，無法發展成巨大集體，如果你嘗試把十萬頭黒猩猩，塞進牛津街、溫布萊體育館、天安門廣場，絕對會陷入一片混亂。但十萬個觀眾的體育賽事或和平集會，是人類社會的常態。想像力讓人類能夠和無數陌生人靈活的合作。
人類是這個地球上唯一能夠抽象思考的物種，其他動物面對的都是客觀事實，比如說，黑猩猩不會相信「如果你把香蕉給我，你死後就會上天堂，得到無限量供應的香蕉…」這樣的話，但人類就有可能相信，也就是說，人類不只活在客觀事實中，同時也不斷去創造並且相信虛構的故事。宗教、帝國、市場經濟、公司法人、人權、國族…都是想像出來的，而這些想像，足以動員成千上萬的人，與彼此合作，共同成就某個目的或意義。當然，合作不僅限於崇高偉大的目標，也可能是恐怖暴行。而從古至今，世界上最成功的虛構故事，就是錢了，連討厭美國文化的賓拉登，都不可能不喜歡美金。
哈拉瑞說，當今世界上最強勢的「宗教」，就是人本自由主義，或簡稱自由主義，它有三大特點，一，想像每個個體（individual）都有一個統合的內在（innerunity），in-dividual這個字本身就蘊含了「不可分割」的意思。順著這個想像，於是就產生了我們常聽到的「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二，每個人都是有自主性的（autonomous）。三，沒有任何外在的系統可以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基於以上三點，而有了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價值觀。
但事實上，科技與威權一直在挑戰人本自由主義，「你了解自己嗎？你有多少自由？」醫生說：你不了解自己，心理學家說：你不了解自己，你並不自由，營養師說：你不了解自己，政策菁英說：你不了解自己、你不了解環境、你不了解危機。
幾千年的父權社會與男人主導的資源戰爭，豈是近百年的人本自由主義與女性主義可以消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人權是財產權，豈是高調福利的北歐式社會主義可以抗衡，更不用說那用共產主義幻夢包裝的黨國社會主義！21世紀最明顯的走勢是貧富懸殊，富者越富、窮的越窮，貧富懸殊與家境差距使得每個人的身份地位與尊嚴大不同，人們並非自己想像的那麼自由那麼有尊嚴，很難追求自己的夢想與嚮往，人類社會並非自己盼望的那麼平等，醫療、住宅區、學（校）區、餐旅館、飛機商務艙，…等等都有明顯的階級區隔。我們連自己是什麼可以要什麼可能都不清楚，也很難獨立思考、遑論思考整個人種的未來。人類社會一直是由少數菁英在主宰、在編織吸引人們合作與對抗的故事，然後維持一種人力資源最低成本的主從關係與恐怖平衡，邊做邊修正。
「即便是人們以為自己最私密的渴望，通常是被想像的秩序所制約的。」比如說，去海外度假，一點都不自然，而是被建構出來的，我們只不過是浪漫消費主義神話的受害者罷了。比如說愛情與婚姻，可能也是被建構出來的，當我們剝開一層又一層系統性的制約以及外在的影響力，「我」，還剩下什麼呢？
他比較憂心的是，今天，整個地球的未來，似乎正被一小群由國際商人、創業家、工程師所組成的新階級所決定，他們對未來具有宏大的視野，並且積極投入其願景的實現，而各國政府反而沒有對未來的視野，比較像是執行掌櫃或經理人，而各國政府因陋守舊反而不敢對未來有前瞻性視野，一味舉債討好這一代，債留子孫。
他本來是一個研究中古軍事歷史的學者，因為學校有一堂關於世界史的課，比他資深的教授都不想教，最後落到他身上，這本書，就是課堂內容的集結出版。當初被許多出版社拒絕，萬萬沒想到，一出版就成為以色列的暢銷書，然後在20個國家出版，他自己認為，就像19世紀國族主義興起的年代，每個獨立的國家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下國家的歷史，如今，是全球化的時代，這部關於全人類的歷史書，正好搭上了全球化的順風車。
哈拉瑞出生在以色列海法一個來自東歐、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自認有自我意識以來，他就在追尋真相，他記得在中學時要求父母、老師解釋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生命是什麼，有何意義…，最令他驚訝的是：「並不是他們沒有給我一個答案，而是他們並不真的關心這個問題。很多人在青少年時期也會問這些大哉問，然後，到了20幾歲，就會告訴自己，我先結婚、我先生子，以後再來想吧，但他們從沒有再回來這些問題，但對我來說，問題持續沸騰，到今天仍是現在進行式。」
他的同志身分，使他能夠比較用旁觀者的心態來看社會，並且質疑既有觀點，他知道，大部分人接受的不一定就是對的。另外，在青少年時期目睹柏林圍牆倒塌的他，仍然記得資本主義被熱烈辯論的年代，原本以為會永遠存在的秩序卻一夕之間瓦解，他深深領會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會是人類社會唯一的選項。
不過，真的讓他改變的，是在牛津讀博士時發現了「內觀」，當他突然有了一個可以直接觀察自己心智的工具，他才發現，自己內在有這麼多不同的聲音，而大部分人一輩子都被這些聲音帶著跑。內觀使他能夠專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說，若不是因為靜坐，「我大概會遠比現在不滿意不開心，我大概也會是一個遠比現在差勁的歷史學家，我可能還在研究中古軍事史，而不是尼安德人或生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