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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檢以觸犯刑法第132條第一項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的洩密罪,起訴檢察總長,致引發其是否該下台的爭議。而黃世銘本人則信誓旦旦的表示,只要一審判決有罪立即辭職。如此的回應,似在表達負責的決心,惟果真如此?

    2006年,法院組織法修法時,特別在第66條第8項規定,檢察總長必須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且藉由四年不得連任的保障,以來保持檢察總長能夠客觀、中立的行使職權。依此而論,黃世銘就任檢察總長的時間,乃為2010年四月,卸任自在明年四月。而在我國現行審判實務,仍少踐行集中審理以為迅速審判的情況之下,第一審的判決時間,有很大的可能會落在明年四月或以後,則於此時,根本也無辭職與否的問題。除非黃世銘所下的賭注,也包括檢察官的身分在內,否則,其指稱有罪即辭的宣示,不過就是種詭辯,致無任何意義。

    既然,欲期待檢察總長自行下台,乃屬緣木求魚的想法,則是否能藉由現行制度讓其停職呢?依據公務員懲戒法4條第2項,主管長官在將公務員移送監察院彈劾或公懲會為懲戒時,可先行為停職處分。惟因此條文要求,公務員違法失職必須達於情節重大者才得為停職,則在法條並未列舉或例示所謂重大與否之情狀下,其判斷標準就趨於浮動。

    黃世銘案來說,其以檢察總長之尊,卻帶頭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屬刑事犯罪,理當符合情節重大致該為停職的程度。惟身為其上司的法務部長,卻認為北檢所起訴的兩起洩密罪,法定刑皆在三年以下,而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致非屬情節重大。法務部長如此的論斷,實紊亂了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的界限,更暴露出現行停職與否,易流於主管長官恣意決定之弊。

    雖然,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起訴不代表有罪,惟最須謹守中立性的檢察總長,不僅視法律於無物,更甘為政治鬥爭之棋子,實已難在其位。若於此時,仍以法院判決有罪為辭職前提,實看不出捍衛清白與負責任的決心,反顯露出檢察總長眷戀權位與自以為是的心態。(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原文刊登於:總長詭辯部長亂斷 (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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