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頁

  • 最近一直在思索,臺灣「九月政變」的宏觀社會意義是什麼?

    許多人都已指出,在現代歷史中,與我們當前的竊聽醜聞最類似的,莫過於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涉及的水門案事件。知名的社會學者 Manuel Castells,在他一本已被遺忘的早期著作《經濟危機與美國社會》,對尼克森的水門案事件,寫下了一個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宏觀脈絡分析【註一】。這個分析,於是成爲了我藉以思考「九月政變」的參考座標。

    要詮釋水門案的宏觀意義,必須首先簡略地回顧1960年代的美國。196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的「黃金年代」,同時,也是各種進步思潮與運動風起雲涌的「進步年代」。

    從甘乃迪到詹森,連續的兩位民主黨籍總統,延續着小羅斯福總統所奠立的「新政」方案而推行變革。在經濟上,福特主義的「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並行發展,使得美國經濟得以生產力與實質工資同步提升。在擴張性的經濟榮景下,民主黨藉由「新政」方案,在政治上形成了包容各種進步社會力量的廣泛聯盟:擴大政府的作用,支持工會運動與勞資的集體協商,維護弱勢族群的人權,並以反貧困的社會福利計劃,來將貧民與中產階級拉入經濟成長過程。以這個新政聯盟爲基礎,民主黨還在海外推動帶有強烈反共色彩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在越南支持對越共的戰爭,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大美援。

    但到六零年代中期,民主黨的新政聯盟已頻頻出現裂痕。在經濟上,在福特主義大量生產體制下提升生產力的潛能逐漸耗竭。企業界管理階層的對應策略,一方面是開始分散生產過程,並轉移到海外進行生產,另方面,則是對工會要求提高工資和福利的集體協商表達不滿,希望政府能壓制勞工的組織性力量。此外,福特主義的大量生產體制,還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戰:環保運動。受到中產階級廣泛支持的生態運動,指責企業擴張是以忽視環境成本和犧牲生態爲代價的;要求政府強化環境管制的公民倡議,已箭在弦上。

    在社會層面,以黑人爲主的民權運動逐步開展,提出各種消除種族歧視的訴求。1963年,金恩牧師發起「向華盛頓進軍」,發表演講《我有一個夢想》;隔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政策。不過,民權運動,在相當多的白人群體中(包含工會會員在內),也挑起了深廣的反挫情緒,認爲侵犯了他們的自尊和利益。此外,美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則在學生中催生出聲勢盛大的反戰運動。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不但被認爲不明智,也不道德;美國的大學生,也加入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列。

    到了1968年,暮然傳來金恩牧師被暗殺的消息。黑人與學生的怒火,跨越了和平改革的界限。八月,美國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全國大會,提名總統候選人。國民兵在會場周邊鳴槍鎮壓反戰示威的畫面,透過現場直播,傳入每個美國家庭。中產階級瞠目結舌,對民主黨的支持開始動搖。面對堅持改革的左翼聲音,民主黨陷入了痛苦的分裂。直到1992年,克林頓以「新民主黨人」的姿態代表民主黨角逐總統,才勉強克服了黨內左翼與主流派的分裂

     

    但分裂不僅侷限於民主黨內。這個八月,滾石樂團發表了單曲《街頭鬥士》,唱着「我要吶喊和尖叫,我要殺掉國王,我要痛罵他所有的僕侍...」也在這個月,披頭四發表新作《革命》,呈現出微妙的針鋒相對態勢:

    你告訴我這是一場革命
    你知道
    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
    但是當你要談到破壞時
    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我算進去

    要和平改革或者要暴力革命?在路線爭執中,六零年代民權與學生運動也宣告分裂。極端革命團體在不斷升高訴求和暴力手段,與主流社會日益脫節,而改革派同受波及,面臨保守派圍剿,運動從而陷入困境。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尼克森於一九六八年代表美國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並且取得大位。當時的美國,在應對前述的社會危機上,大體上存在三個政治方案。

    方案一,是民主黨主流派的想法:延續過去的新政方案,不過加強鎮壓社會運動中要求結構性改革的團體。這個方案看似穩健,但其實長期而言卻是自毀長城,因爲既無法滿足企業界的期待,也無法滿足公民社會組織的期待。

    方案二,來自民主黨左翼和勞工運動中的進步派,可以說是新政方案的「升級版」,希望按照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在美國建立完整的福利國家。這個方案雖可吸納公民社會組織的要求,並在更廣闊的社會基礎上重建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社會體制,但這個方案受到企業界,特別是大型企業集團的激烈反對。爲抵制這個方案,於是從大型企業集團的管理菁英階層開始,漸漸出現了支持第三種方案的聲音。

    方案三,完全倒轉了60年代居於主導地位的民主黨新政方案:大幅撤銷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並全面鎮壓社會運動;壓制工會勢力,壓縮通膨,來強化勞動紀律和提高企業利潤;最後,重新確立美國在世界舞臺的霸權地位。

    尼克森正是方案三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不過,對當時美國的權力集團而言,這個藉由威權主義手段來整頓政局的方案,由於必須嚴厲壓縮公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政治轉向幅度過於巨大,以至於難以獲致共識。這就使得美國1968年的總統大選,顯得爭鬥異常激烈。最終,尼克森贏得了選舉,以「重建法治和秩序」爲口號,開始對社會運動展開系統性的鎮壓。這個過程,當然會激發公民社會強烈的反抗和公民不服從的異議;作爲政治抗衡的戰術,尼克森開始運用「沉默的多數」這個意識形態語彙來建構和動員社會支持。

    他反覆地在演講中公開說:「沉默的多數,我需要你們的支持。」尼克森的「沉默的多數」,主要的召喚對象乃是參與過二次大戰的白人老兵,和打過越戰的白人藍領階級青年;這個意識形態語彙所要對抗的,則是黑人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女性運動和環保運動等公民社會倡議和反文化潮流,保守派眼中「破壞美國傳統價值、墮落、非理性的抗議」。台灣對這個意識形態手法並不陌生;在過去的戒嚴時代,約略在與尼克森相同的時期,KMT也炮製了與「沉默的多數」語義功能相當的語彙,叫做「小市民的心聲」,所針對的,則是當時的學生運動和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致力於以「中華文化民族主義」的語言,將民主的聲音描繪成破壞儒家「溫良恭儉讓」文化傳統的「夷狄邪僻」。

    於是,尼克森藉由大肆壓制社會運動,不但打破了民主黨六零年代以社會包容爲導向的共識政治,也成功地將自己塑造爲「沉默的多數」的政治代表和政治代理人,替他「分而治之」的威權主義統治建立政治優勢。這套策略,讓尼克森在1972年爭取連任的總統大選獲得壓倒性的勝利,50個州當中囊括49個州的選舉人票,民主黨改革派潰不成軍

    勝選連任後的尼克森,可說志得意滿。不但在外交上實施諸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大膽政策,在內政上,也大幅刪除社會福利計劃,藉以消滅改革派勢力的組織基礎,並爲一個看似有利於企業界的「低薪社會」營造條件。尼克森解決美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方法,簡單說,就是讓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但是,爲了要實施這些具有強烈右派色彩的政治策略,尼克森在政治上就不得不破壞美國民主的常規,採取違法的手段,設法消滅內外的政敵;架空國會和包括共和黨在內的政黨,讓聯邦政府成爲不受國會監督的,直接環繞總統而組織起來的集權機構。這也是爲何尼克森之所以要以違法手段竊取政敵情資,而製造出「水門案」事件的基本原因。

    對華府的權力集團,當尼克森不斷以「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爲理由來集中權力,事情變得日漸可疑;尤其,當社會運動歷經鎮壓失去活力後,尼克森與他身邊的幾位顧問「乾綱獨御、乾綱獨斷」的行爲,也似乎不再具有「必要性」。但華府的政治菁英最不能容忍的,是尼克森居然拿對付社會運動的手法來對付權力集團內的政敵。這點使得華府的政治領袖們決定使出殺手鐧,透過媒體揭發他的竊聽醜聞,對尼克森開刀,迫使尼克森辭職下臺。

    Manuel Castells 這位社會學者看來,尼克森和他的水門案,其實反映出了六零年代民主黨主流派的「改良主義」策略的侷限性和自我矛盾:要讓新政方案取得政治正當性,就需要讓人民能組織起來實行改革,但是將人民組織起來,卻不推動必要的結構性變革,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一旦各種經濟社會的矛盾遲遲無法尋得出路,最後就導致了政治的癱瘓。政治的混亂,讓尼克森這位過去被認爲極端右派的政客,一下子成了華府的「救世主」。爲了鎮壓社會運動,華府權力集團默許尼克森將權力集中於總統辦公室,只是這樣一來,原本的經濟社會危機卻轉化成了政治危機,最終危及了美國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在決定性的時刻,權力集團不得不制止尼克森的「沒有槍聲的政變」,踩下急剎車,結束尼克森所製造出來的「緊急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森下臺,並沒有將美國政府推入嚴重的正當性危機。畢竟,剛冒出頭的左派勢力已經在尼克森手下受到重創,美國政治缺乏有力的異議性改革力量。進入八零年代後,雷根甚至再度沿用了尼克森的「沉默多數」政治策略,同時還搭配上基督教右派的「道德的多數」(反墮胎、反同性戀等),推行起「雷根路線」(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沒有尼克森的尼克森主義」),將倡議「自由企業、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方案與保守的威權主義政治融合一體,爲美國的新右派建立起穩固的社會基礎。從政治條件上來說,沒有之前的尼克森,也就不可能有八零年代的雷根。在雷根的總統任期內,尼克森企圖改變美國政治的基本圖像,讓美國政治全盤右傾化的夢想,終於完整地實現。尼克森的個人悲劇,造就了美國新右派的政治霸權。

    【註一】Manuel Castells 的分析,乃是參考另一篇著名的論文而寫的:S.F. Bay Area Kapitalistate Group, "Watergate, or the 19th Brumaire of Richard Nixon," Kapitalistate, Spring 1975.

    後記:

    有朋友說,這篇文章開頭的問題,似乎還沒有解答。但這是因爲:「九月政變」還是進行式中。

    原本我以爲,等到 929 之後,或許就可能有比較明晰的輪廓。但現在,KMT 已經取消了 929 的全代會,避開銳鋒,準備長期的消耗戰。

    從一開始,馬英九就以君父一般的「民粹威權」姿態,呼召「人民要站出來」,支持他的「九月政變」。於是,從 014 到賴某某貪瀆事件,那些從未現身的紅衫軍,又跑出來嚇人了,揮舞起「反金權」的大旗,要取締臺灣的議會民主和政黨政治;國民黨的青年軍,也用「沉默的多數」的名義,熱熱鬧鬧地擠進報紙言論版,要杜絕一切「非理性」、「不禮貌」的公民運動。接着,加上了個會執行死刑的法務部長,隨時可以來協助成衣商刺激銷路。然後,馬政權順帶還用「發不出退休金」來威脅退伍老兵和公務員,要他們在立法院審議政府預算,而政府財政危機爆發的時候,出來充作壓制反對黨的火牛陣。

    嫌這些還不夠的話,如果反同性戀的「道德的多數」也要佔領立法院,如果天朝主義「左派」也再度披掛起「自主公民」的戰袍,來作爲攻擊民主勢力的側翼,馬政權對「新戒嚴時代」的佈局,以臺灣現在的情形,或許也堪稱完整了。

    「九月政變」,還沒結束,還在持續中。馬政權正在奮力建構他們的保守聯盟。

    對此,我目前的判斷基本上是:臺灣現在處於「常態民主國家」與「非常狀態國家」(exceptional state)並存的「雙元國家」(dual state)情境。但這個「雙元國家」的異常情境會導向何處?學界、媒體、政治領域和公民社會,能不能對「憲政危機」的界定和解決方案取得明確的共識?還是,打着「反關說」、「反金權」旗號(=取消議會民主=領袖獨裁體制)的威權勢力會持續反攻,使得「政治危機」升高爲「國家危機」?目前似乎都還無法斷定。但可以確定,按照一般左翼國家理論的通論,如果政治的對峙持續僵持不下,形成「災難性的勢均力敵」(catastrophic equilibrium),就將會使得臺灣「國家獨裁化」的機會大增,而在後續的政治局勢中,某種「凱撒主義」型政治人物出現的可能也同比升高。

    馬基維利在他的經典名著《論李維羅馬史》,曾經這麼說:

    每一個共和國都有兩種相互衝突的成分,也就是平民與貴族,而且對自由有利的法律都是源自他們之間的衝擊。

    馬基維利看來,當時流傳的史學論點是錯的。平民對貴族的抗爭,不是羅馬共和衰亡的原因,而恰好是促成羅馬共和自由而強大的根本因素。貴族對「宰制」的巨大慾望,受到人民「不想被宰制的慾望」所抗衡和制約。羅馬共和是特權階級的共和,還是人民的共和?這種階級慾望的衝突,正是羅馬之所以成爲自由的搖籃的祕密。這個觀點,使得馬基維利成爲此後一切保守派學者首要的攻訐對象。

    無論如何,馬基維利認爲,唯有人民能基於對自由的慾望而抗爭宰制性的威權,自由而平等的共和國,才能不斷獲得新生的力量,而不會在特權橫行下趨於腐化和敗壞。臺灣的人民,目前是有機會防止「九月政變」蛻化成僵局性的「災難性均勢」,轉而成爲臺灣民主自我更新的契機,但這條通往自由的道路,入口是一道窄門。

    我們的共和國會走向新生更化,還是會沉淪到回天乏術?這場戰役,勢必是關鍵轉折。而所有曾爲爭取自由而奮戰的臺灣先祖們,哪怕我們遺忘了他們的名字,無法以他們的母語叫出他們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必然都正屏息端詳着這場戰役。

    原文刊登於:尼克森的水門案,馬英九的九月政變 


    國際視野 / 信息倫理

       

上一篇:特偵組監聽立法院 移至文章頂端 下一篇:台灣戰神王芬與女英雄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