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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有傑回憶,當初在籌備《10+10》時,總召集人侯孝賢導演就曾要求大家拍出具有台灣特色的短片,他心想,台灣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連國旗也不敢拿,不敢說自己是誰,也失去對土地的認同,所以才以《潛規則》凸顯台灣電影所面臨的荒謬困境。

    鄭有傑大學時主修經濟,卻十分熱衷戲劇演出與創作。他在2002年以16釐米短片《私顏》初試啼聲後,又在2006年以《一年之初》拿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2009年《陽陽》拿下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更讓他變得備受矚目。

    然而,與初期作品相較之下,鄭有傑近年來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入世」。

    在《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中,我們看到年輕人對教育、未來的憤怒、茫然與無奈。在短片《潛規則》裡,我們看到台灣電影業為了中國市場考量,即便沒有「被迫」,卻也讓電影創作陷入自我審查的困境中。而在網路短片《(不再)平凡的幸福》中,鄭有傑則利用假想的核災後場景,讓我們檢視「平凡的幸福」是否禁得起核災考驗。

    鄭有傑坦言,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變得越來越入世,越來越與社會議題相關,並非自己變得更關心社會,而是他在有了兩名小孩之後,深覺社會越變越糟,自己卻不曉得如何教育下一代,才決定以行動取代抱怨,用實踐與作品爭取更好的未來。說到底,這當中有責任感,還有更多的愛。 

    沒有羞恥心的社會,如何教育下一代? 

    「以前我比較獨善其身,覺得沒能力改變些什麼,所以就算看到不公平的現象也只是無力,比較自私,不去想下一代或其他人怎樣。但我有了小孩以後,想法就不一樣;我想留下一個好的社會給他們。」

    談到這裡,鄭有傑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他對整體社會的憂心,還有教育下一代的無力感。首先,是士林文林苑都更強拆案;其次,是白狼張安樂「風光」返台的爭議。

    20123月,北市府為了幫樂揚建設執行都更條例第36條「強拆」作業,派出800名警力強驅300名王家聲援者,最後更以「破窗」方式進入王家,雖成功拆掉王家,卻也引起社會反彈。鄭有傑說,當初自己的小孩看到警察破窗而入的畫面,,竟問他「警察是不是壞人」,讓他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教小孩,也對國家暴力感到憤慨。

    今年6月,因「江南案」潛逃中國多年的竹聯幫精神領袖「白狼」張安樂返台,不僅在機場時受到警方高規格防護,而他也一臉怡然自得地接受媒體專訪,後來甚至上政論節目高談闊論。鄭有傑回憶,當孩子問他白狼是不是個大人物時,自己真的感到很無助,最後乾脆不讓小孩看電視。

    鄭有傑直言,近年來台灣社會最大的倒退,或許不是經濟,而是道德。他批評:「以前有人做壞事,他至少還有羞恥心,知道不能太明目張膽。但最近不管誰做什麼壞事,好像連遮掩也不用了,這對下一代的教育是很不好的!」

    良心的沈默就是邪惡的幫兇

    這幾年來,鄭有傑不僅用作品傳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切,實際上也多次出現在反核、反媒體壟斷、聲援大埔農民等抗爭場合中,和過去許多人主張的「政治藝術」分離論背道而馳。鄭有傑指出,雖然他不會去要求其他人,但他對自己有所期許,明確反對藝術政治分離論。

    鄭有傑同時身兼演員、導演身份,他認為自己在社會上稍有知名度、影響力,而這些既然是社會給予的,他就必須要肩負一定的社會責任。他說:「既然如此我就得當個榜樣,在家是對小孩,在外是對後輩。我不這樣做,就會劣幣逐良幣,社會怎麼向前邁進?」

    「良心的沈默就是邪惡的幫兇。」鄭有傑強調。

    維持自主性,何需擔心中國問題?

    從鄭有傑的發言和行動,不難嗅出他是個責任感非常強的人。而對他來說,這份責任感不只驅使他努力扮演好公民、父親角色,同時也讓他成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電影人。只是,在台灣電影備受中國市場影響的當下,想同時扮演好上述角色絕非易事。

    即便如此,鄭有傑還是拍出了像《潛規則》這樣政治諷刺意味十足的短片,充分揭露了他對台灣電影進軍中國的想法。他直言:「保持自我尊嚴、自主性的話,就不用擔心中國。但現在問題根本不是中國,而是我們自己。很多人甚至沒有嘗試去衝撞(審查制度),就選擇自我閹割了。」

    鄭有傑回憶,當初在籌備《10+10》時,總召集人侯孝賢導演就曾要求大家拍出具有台灣特色的短片,他心想,台灣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連國旗也不敢拿,不敢說自己是誰,也失去對土地的認同,所以才以《潛規則》凸顯台灣電影所面臨的荒謬困境。

    「電影的價值在看不到的地方,那些無以名狀的感動才能打動人。」鄭有傑強調,電影藝術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不受限地去反映生活與文化,只要台灣電影一直保有自主性,其實就能維持競爭力,也不太需要擔心中國問題。然而他也憂心指出,現況是,許多台灣電影人並沒有做到上述的前提。

    改變國家要從自己做起,我們缺乏的是想像力

    「我們這一輩人不愁吃穿,再窮也不用人吃人,所以不能再把『吃都吃不飽了,管那麼多幹嘛』當成擋箭牌,擺爛。」

    鄭有傑認為,上一輩台灣人經歷過貧困、戒嚴等漫長的苦日子,但多數人不會感到無力,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認為一切的辛苦,就是為了讓下一輩人有所選擇,所以現在的台灣人就算苦,也沒有理由放棄希望,放棄選擇更好生活的權利。

    「我們這一代人不用那麼失望,有沒有看到希望很重要。你放棄、無力,那你最害怕的事情才真的會發生。」

    鄭有傑以近來積極參與的反核運動為例,強調許多人之所以選擇衝撞社會體制,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反核一定會成功,而是認為,「那本來就是一件對的事情」。鄭有傑認為,人們應當懷抱希望的,不該是一件「會成功的事」,而是一件「對的事」。

    他說:「這社會需要勇氣,那就要看到希望但我們這一代缺乏的是勇氣嗎?是希望嗎?我覺得是想像力。」「改變國家要從看不到的地方做起,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前鋒。希望社會變得更好的話,這件事就不能期待其他人去幫你做。」

    原文刊登於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鄭有傑:良心的沈默就是邪惡的幫兇


    國家靈魂 / 藝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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