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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版序

    看到這個書名,讀者就會知道這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沒錯,這本書不僅跟台灣有關,更是一個台灣知識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園不被殖民統治、為自由而奮鬥、失敗,最後絕望的心路歷程和血淚故事。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的故事很具傳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他是活躍的台派知識分子,父親張聰明是台灣礦業鉅子,兒子張超英後來成為台灣的外交官。祖孫三代人都做著一個共同的「台灣夢」,它是百年來台灣人掙扎、呼喊,尋求拯救台灣之路的歷史縮影。讀懂這三代台灣人的心,或許就會更清晰台灣人的悲哀究竟在哪裡;由此對台灣的出路在何方有一個新的思路。

    在張聰明那一代,台灣人別無選擇,生下來就被定為「日本人」。在台灣這塊自己的家園,卻成為「二等公民」。只有少數非常努力、學業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頭。而張聰明就是這樣聰明的台灣人。他學會日語後,就到日本律師所做翻譯,32歲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台灣人物誌》。他有超眾的溝通交往能力和銳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尋找到經商之道,去開辦礦山。他聰明過人,眼光獨到,魄力恢宏,最後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國,成為台灣「礦業鉅子」和富豪。

    張秀哲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愛。如果他走父親的經商之路,以他的條件和天資(同樣聰明),今天台灣的商賈歷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頁。但他卻倔強地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對經商賺錢沒興趣,一心想的是救台灣,使自己的家園獲得自由。

    他認為台灣人勢單力薄,只有靠「祖國」的力量才能獲救,所以單槍匹馬,跑去中國,去找國民黨,去找魯迅,去找各種政治勢力和知名人物,勸說、呼籲他們「勿忘台灣」,幫助台灣人。

    這本書,就是作者記錄在中國的遊說、吶喊、並組織救台團體和刊物的過程,讀來很像是一個台灣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不少中國政治名人,像國民黨要人戴季陶、知名將領李濟琛、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曾長期做中國統戰高官)等,都跟本書作者有過接觸。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還是張秀哲在廣州求學時的同窗,他還跟「聰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齡佳人」廖夢醒多次談心和通信,差點成為戀友。

    張秀哲當時寫的《勿忘台灣》這本小冊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廣州和日本千葉都曾晤談。張秀哲辦的《台灣先鋒》雜誌,是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琛題的字。可見當年張秀哲是頗為活躍的台灣人。

    被無數中國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國大文豪和思想家魯迅,跟張秀哲也有過多次交往。魯迅日記中,有六次記載跟張秀哲的見面,其中一次是記錄魯迅給張寫信。後來魯迅還給張秀哲的譯本《國際勞動問題》寫了序。魯迅寫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贊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筆橫掃中國文化醜陋的魯迅,此時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勞動問題,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了。」但魯迅後來還是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說他要對張秀哲這位台灣青年「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表出我個人的感激」。

    張秀哲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中國見人就喋喋不休地呼籲不要忘了台灣,請幫助台灣人結束日本統治。靠著父親的資助,他還創辦刊物,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奔走呼號,發出那個時代台灣人在中國最熱血的聲音。

    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張秀哲在那裡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灣,被帶上二十多斤腳鐐投入監獄,並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兩年。

    作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應無憂無慮,作為獨子又備受父母寵愛。被投入監獄後那份難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獄牆關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灣,嚮往祖國。被釋放當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灣人領袖蔣渭水見面,秘商向「國聯」(聯合國前身)揭發日本人要在台灣種植鴉片之事。英文申訴信是張秀哲起草的。此事經國際媒體報導和國聯派人調查,導致日本當局被迫取消種植計劃。結果張秀哲因此在台灣被監視,日子更不好過了。

    後來他又返回中國,繼續在那裡爭取「祖國」支持。但正像魯迅給他譯本寫的《序》中所說,中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不贊成寫序的魯迅,能打破慣例給張秀哲這個台灣青年的書寫了序,這裡面可能就有一種對台灣人的愧疚之情。魯迅在《序》中寫到,聽到張秀哲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誰也不大提起」時,「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

    無論從思想還是人格來說,魯迅都是中國的異數,他感到對台灣心有餘力不足。但其他的眾多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就沒有魯迅那般悲天憫人的情懷了。對這一點,當時一廂情願、一往情深嚮往「祖國」的張秀哲也感覺到了:「一般祖國的民眾……對我們台灣人,像對異種民族一樣,對『台灣』的一切都覺很隔的樣子。」

    但即使感覺有「隔」,被當作「異族」對待,他仍義無反顧、滿腔熱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灣,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蔣介石民國政府駐台灣的領館就是用的張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給了「祖國」的外交機構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屋頂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國」般高興、滿足。後來國民黨在中國潰敗,接替戴笠出任情報首腦的毛人鳳先期來台安排,就把張秀哲家做了總部,屋頂不僅飄揚青天白日旗,還插滿了無線電台的天線。國民黨也感受到張家的「愛國情懷」,所以毛人鳳曾告訴張秀哲的父親,蔣總裁的船隻已安排在宜蘭,意思是一旦共軍攻台,可把張家也一起帶上逃走。

    但是「祖國親人」踏上台灣的土地,卻把張秀哲等台灣人的「祖國夢」踩碎了,變成了一場惡夢。在隨後的二二八屠殺中,連張秀哲這樣的「愛國」青年也不能倖免,被關進台北警總情報部的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親的全力營救疏通,最後由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寫條子,張秀哲就可能像無數台灣本地知識分子一樣被槍殺或活活扔進大海。

    張超英後來在他那本暢銷書自傳《宮前町九十番地》中寫道,父親被救出後,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跟家人都很少說話。「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張秀哲就這樣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種什麼樣絕頂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個滿腔熱血、激昂上進、充滿理想精神的台灣青年,變成那樣慘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張秀哲並不是個例。人們可以在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讀到同樣的故事。彭先生的父親是高雄知名鄉紳領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舉為「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主持日軍撤離、國民黨軍隊登陸高雄碼頭的慶典。

    但彭老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陸的國民黨士兵「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擁擠著下船……」他們「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中國是戰勝國,是來接收的,日本是戰敗國,日軍是投降撤離。但中國軍隊「邋遢不堪」,日本人軍紀整齊,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彭明敏的父親當時覺得無地自容,「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他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在《自傳》中寫到:這些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夫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領他們的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他們一下船邊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親和其他鄉紳組成請願委員會,要求面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可進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位高聲抗議,結果「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他就被槍決了。

    由於家人全力營救,彭父才逃過一死。但回到家後,他也跟張秀哲一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彭明敏描述說,「父親回到家裡,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從彭父留給子女的三條遺訓,可看出他對「祖國」甚至中國人的厭惡:第一,他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第二,要子孫跟外國人通婚(等於不讓他們再找華人);第三,後代再也不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這跟張秀哲一樣,也是徹骨地絕望!

    台灣另一位知識分子、詩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樣的故事。我看過他早年寫的兩首詩,一首叫「孤兒之戀」,寫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心靈痛苦,那種對自由的渴望,對祖國的懷戀。詩的結尾是,詩人說他希望像一隻掙脫籠子的公雞,「勇敢地跳上屋頂,從咽喉迸出高亢的聲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題為「氣球」的詩裡寫道,他所渴望的祖國終於來了,蔣介石的軍隊登陸台灣,可是他們帶來的是更嚴酷的專制,台灣人像氣球一樣,被繩子拴著,無論怎樣「在風中掙扎」,都無法獲得自由,因為「主人緊緊握著繩索」,而且告訴氣球說,「我時時在監視你,知道嗎?」

    張秀哲彭明敏的父親等一樣,巫永福所表達的,都是失望、絕望、幻想的破滅。

    張超英曾描繪說,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親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這是一個非常傳神的比喻。火與冰碰撞,其巨大溫差,不僅撕心裂肺,也足以滅掉最後一絲熱氣。

    我不知道張秀哲在隨後倖存、沉默的二十多年裡,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後想明白了,自己錯在哪裡?他當年在中國求助時,就隱約感覺到了,中國民眾跟台灣的「隔」,他們把台灣人當作「異族」。他只是朦朧地感覺,但為這種「朦朧」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雖然倖存,但靈魂被「殺死」了。

    他的後來做了台灣外交官的兒子張超英,卻想明白了父親錯在哪裡。他在過世前給本書寫的序文中說,父親「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台灣』更是一場落花夢。台灣人只有僅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守護台灣,才能建設台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

    所以張超英沒有他父親那種尋找「祖國」的夢幻,而是走了另一條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駐東京時,去密見了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辜寬敏等。在美國時,密見了台獨運動領袖彭明敏。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前給台灣人演講,張超英也去聆聽,他在自傳中說,「即使遠在海外,顧忌還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張超英身在曹營心繫台灣,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國際上力爭台灣的地位和尊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東京出生),以他父親那樣的激情和活力,廣交美日媒體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獨自運作,促成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劃邀請了日本著名傳記作家江口克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秘書,其寫松下的傳記在日本狂銷四百萬冊,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訪問了李登輝總統,寫出《李登輝:台灣人的主張》,轟動台日。連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張超英也是通過美國大牌電視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時報回外交部,為台灣贏得寶貴的應對時間。

    但不管張超英對台灣的外交作出多少貢獻,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國民黨總政戰處主任王昇的說法,「你是台灣人哦」。李登輝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對張超英來說,生為台灣人則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後卻自豪地在《自傳》中說,「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唸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生為他們(父母)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

    張超英敢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因他身上有父親張秀哲那樣的血性,還由於他有強大的後盾,他的妻子顏千鶴更敢為台灣發聲。千鶴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顏會是著名富商,名滿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梁實秋)就讀,後為離家近,改考台中東海大學,是首屆外文系畢業生。當年張超英追她很苦,無數次往返台北台中,時常因買不到火車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傳中說,「站久腳酸,就兩腿輪流休息,留一隻腳撐著」,為此他俏皮地對千鶴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鶴』字,我才需要忍受單腳獨立之苦」。

    由於張超英的祖父聽到毛人鳳表示蔣介石已準備逃跑的信息,認為台灣不保,所以賣掉了礦山,而張超英的父親張秀哲也全然沒有經營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為台灣做事。所以到了張超英這輩,已是只能靠公務員的薪水度日。幸虧顏千鶴在美國獲圖書館系碩士學位,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有份穩定優厚的薪水,才使張超英能天馬行空,從紐約到東京,把心力都用在台灣外交上。

    1978年美國宣布跟台灣斷交時,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紐約的台灣人教會,顏千鶴受訪時竟直言:「我對美國和中國建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和中國來代為作主。」當晚這番話在美國電視播出。張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時,已準備好丟掉職務。後來上司保他,報告台北說,是張太太過於緊張而說了錯話。但台北派人來查問時,顏千鶴竟擲地有聲地回答:「我沒有緊張,也沒有說錯話。」

    張超英彭明敏一樣,父親對「祖國」夢幻破滅,所以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再對什麼「祖國」有幻想,而是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就像半個世紀前彭明敏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中所說:結束國民黨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新國家,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有言道: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張超英的祖父和父親,彭明敏的父親,都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典型。而張超英顏千鶴夫婦,則是千千萬萬「苦莫大於心不死」的代表。父輩錯誤方向的台灣夢破碎了,他們用兩代人生命的代價,讓張超英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認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實現你的台灣夢。

    千鶴女士堅持把這本先生父親的舊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灣內憂外患之際,提醒台灣人,認錯「祖國」的慘重代價,認清台灣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義。她不是「鶴立雞群」,而是和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心有靈犀。今天新一輪的台灣夢,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奮鬥,奪回一個自己的家園!

    2012年10月22日於美國


    歷史眼光 / 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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