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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年初,我的老師賀衛方教授來紐約出差,我們聊起個有趣現象,像我這樣來訪學的中國人對自由問題興趣很高,關注憲政,但我的美國朋友裡,少有人願意聊這些話題。我感慨說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們,可能容易喪失對自由的敏感。賀老師說,美國好在是個移民國家,來自全世界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因為熱愛自由而為這國家補充自由的血液,激發他們新的活力。

    就像現在,我從不關心紐約的空氣問題,完全不關心PM2.5,除了有時天氣實在太好了讚歎一下,不像在北京天天查PM2.5資料。這就像窮光蛋談錢,光棍漢說女人,都是一樣道理,缺啥說啥。像我這種從未享受過一天政治自由,從未見過選票的中國大陸人,才會對自由求之若渴、垂涎千尺,而那些從生到死一直沐浴在政治自由中的美國人,能夠不厭煩,不把政治自由扔進地窖,就算夠重視。自由就是空氣,有它你感覺不到,認為天經地義該有,並不重視它,只有當它被奪走才明白沒有它你甚至可能會死。

    像一切美好之物,久而不用的必需品應該經常拿出來曬曬太陽,擦擦亮,自由也會生

    鏽。

    1787年北美那個悶熱的夏天,13個州42名代表在費城吵了將近四個月的架後,終於在9月17日定案,佛蘭克林勸說各位代表在待批憲法文本上簽名時感慨道:

    「我進而相信,這次可能會帶來若干年善治,但最終還會以專制收場,就像歷史上的其他共和政府一樣,當人們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時,就不可能建立別種形式的政府。

    華盛頓甚至比佛蘭克林還要悲觀,他認為這部憲法要是能管20年就算不錯了。當然,美國很幸運,這部憲法不但用了超過20年,甚至超過200年,但佛蘭克林和華盛頓的悲觀卻很深刻:從非個體而是類別的角度看,人類享受自由的能力也許令人沮喪。

    承認你的生活中有一份特定的選擇權,用於針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甚至直接參與決策,用你這份選擇權跟他人的同等選擇權組合起來在一定範圍和領域內決定公共事務,這是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概念: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制度性保障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做法濫觴于古希臘、羅馬、古希伯來,成熟於近現代英美歐洲,後發的其他地區都是制度移植。

    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史上,由於爭取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使得絕大部分思想家可能更傾向於只注重參與公共事務是人的本性需求,而忽略甚至遺忘了逃避公共事務也同樣是人的本性需求。這原本硬幣的兩面,人性中的積極和消極面往往就這樣臨水照花地對稱。

    在佛蘭克林和華盛頓這些美國國父的思考中,自由不只是目的地,更是條長長的看不見盡頭的路,這條路也不是條坦途,會有荊莽,會有泥坑,會有懸崖,甚至會有人為的陷阱。一部偉大憲法的誕生只是自由這個嬰兒的第一聲啼哭,能不能健康成長,會不會夭折,端賴後來人是否珍視與呵護。在確立了政治自由的制度中,如何保持人們參與政治的健康活力是個很大甚至很重要的問題,民主政治特有的對公民精神的要求通常被認為具有決定性力量。

    古羅馬建築的盥洗室中有種排食槽,專供暴食無度的人們將剛吃的食物摳出來以便繼續吃喝;建於西元2世紀的羅馬圓形劇場遺址,其第二層看臺中間的九道拱門,除了供人進出,另一個重要功能也是便於饕餮之徒在看演出過程中出來摳食騰肚子繼續狂嚼。這一暴食習俗常被用於證明羅馬共和國後期公民精神衰落(西元前1世紀開始往後持續),從而成為共和制崩潰帝制萌生的重要間接原因之一(直接主因是羅馬共和國缺乏制衡兵權的制度設計)。

    自由是件琉璃貨,需要小心輕放;城邦興於自由,敗於自墮。個體也好,族群也罷,擁有自由是幸運的,若不能因此而自律則是可悲的。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健康的城邦,但有了政治自由而不珍惜不自律,肆意濫用乃至踐踏自由,就會淪落到佛蘭克林所謂「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的地步。當年古雅典遠征西西里,五萬多人的雅典精銳——也就是它的幾乎全部軍事家當——全軍覆沒,成為雅典敗於斯巴達、民主制終結的先聲,完全因為雅典公民被不義的貪婪和阿西比亞德(Alcibiades)的花言蠱惑而聽不進尼西阿斯的正確意見,這是典型的公民精神的墮落。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麥卡錫主義曾喧囂一時,造成大量冤案,隨著時間推移,這起重大歷史事件在許多人腦子裡只剩下「麥卡錫」這麼一個光禿禿而臭名昭著的標籤,遺忘了誘發這一災難性公共事件的「伊莉莎白‧柏特麗」(Elizabeth Bentley)間諜自首案。

    柏特麗是美國人、蘇聯間諜,因與蘇方發生衝突為保命而向聯邦調查局(FBI)自首,她交出一份150名間諜的名單,其中有37位是聯邦雇員——這份名單並獲得多管道印證,包括此前加拿大發生的哥森科(Igor Gouzenko)間諜案。司法的無罪推定和程式正義決定了自首間諜之間相互印證的證據效力很弱,150名嫌疑間諜因此基本上無法被定罪,甚至繼續供職於聯邦政府。這成為麥卡錫主義興起的重要起因。

    這個案例並不能證明無罪推定和程式正義有什麼問題,尤其不能以此否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程式性規範的剛性價值,寧可枉放、不可冤抑已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柏特麗—麥卡錫」現象表明的不是司法正義的漏洞,而是公民精神的衰敗。

    最簡單的疑問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為蘇聯工作?為什麼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私權神聖的國家,還有那麼多知識人(包括精通三門外語畢業於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柏特麗)心甘情願、虔誠從事被後世證明愚蠢至極的「事業」?——那時蘇聯的集中營早已不是秘密。如果沒有那麼多間諜,或可猜測麥卡錫主義不可能得一時之逞。從這扇視窗望出去,清晰可見一個原本健康制度的敗壞過程,對美國制度懷有刻骨仇恨的共產黨人潛入聯邦政府替蘇聯當間諜,要毀滅這個制度,人數還不少,而正常的司法即使發現了他們也無可奈何,那麼要保護這個制度的人一旦抓狂,就會變成麥卡錫:喪失理智、草木皆兵、冤案頻發。甚至可以看到,對於惡來講,好的善的制度往往存在著許多漏洞,善行常常不是惡行的對手,善行有倫理自律,惡行無所顧忌。健康制度的運行基礎是善行,至少是不作惡,若惡行占了極大比例,超過臨界點,好制度就會轟然而潰,惡制度隨之悠然而立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說過:「一個人若過分長久地傳佈善美,最終,他會變成一個白癡。」所謂白癡,無非在美善的環境中對惡喪失敏感,比如,許多人可能都會有類似經歷,參加老朋友聚會時遇到偽裝成開玩笑的惡意攻擊,被傷害者雖然不舒服,但卻傻乎乎地善意理解為一般玩笑,直到過了很久才猛的恍然大悟,這種反應遲鈍就是因為對老朋友沒有惡的預防性估計,完全喪失了反應能力。長居自由環境,對惡也會估計不足,直到惡行極嚴重時才反應過來,但通常為時已晚。公共事務中,這種反應遲鈍常表現為對惡的姑息和綏靖,人因慣於不作惡,慣于行善,導致反擊惡時缺乏經驗而無所作為,一定程度上說,這也是自由最易發生的無能。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希特勒屢次三番地妥協,除了外交上慣有的背信棄義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也是因為對惡缺乏足夠估計,如果他能預料後果,就不會犯下那些愚蠢的錯誤。

    羅素(Bertrand Russell)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曾注意到民主憲政制度下自由鈍化、冷漠化的問題,羅素因此提出發展興趣,過有創造性的生活;阿倫特則提出小共和國主張,政治共同體過大會導致搭便車的人過多,而小共同體中人不容易逃避政治自由。這些事說易行難,在制度未能提供政治自由之地,求自由若渴者或許要為自由終生奮鬥,而在已經實現了政治自由、擁有民主政治之地,要激發政治自由的活力,人們非得適當主動介入政治不可。政治冷漠在自由民主國家具體到個人可算是消極自由,若普遍如此,最終就會「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把公共事務的處理完全留給居心叵測的政客和那些熱情有餘治國智慧不足——會將國家送進地獄——的人們手裡。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城邦政治的基座是愛,但它必須依託於正義,而自由正是實現正義的必要條件。不作惡固然是城邦政治的底線,但僅僅不作惡還遠不夠——反擊惡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校正性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自由如果不能在這個意義上發揮其應當發揮的作用,那麼它就鏽掉了。


    國家靈魂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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