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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刊登於:2020年,兩種台灣人(馮光遠)

    二○二○年,在武漢肺炎橫掃全球的一片驚恐聲中,台灣安然過關。

    一整年,台灣始終扮演著一個叫做「對照組」的角色,因為不但一直被拿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防疫做比較,此外,因疫情而生的另一個比對現象,則發生在島內。簡言之,就是長久以來,國內始終存在的兩股對立、撕裂力量,一整年,都針對武漢肺炎的防治,一起一落地各自出招,相互比較,彷彿病毒的蔓延或受阻,最後竟然還要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可是,也正是因為這個荒謬的現象,反而讓我們有個很好的機會,更加認識自己。其實,前述的現象雖荒謬,緣由卻不難理解,長久以來,我們號稱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民主國家的內涵,我們什麼時候真正在意過。每次選舉,族群的考量,總是先於政見的良窳;價值的堅持,也往往因黨派的利益而犧牲;更別提有多少人能夠分辨出選舉前的政治綁樁,或者(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大撒幣佈建。

    然而這次讓人不寒而慄的疫情,反倒成為檢視台灣民主的一個契機,因為一整個二○二○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日復一日的疫情發展上,集中在少數幾位與疫情相關的政治人物的言行上,而且因為很少出現過公共議題被這麼密集、深入的討論,其實很多台灣人在二○二○年,如果從「民主」這個大概念來看的話,成熟了。

    是的,很多人成熟了,因為有兩種台灣人,相互、反覆地以自身做為範例教導同胞,在這個疫疾侵襲的時刻,該怎麼處理、要如何反應,我的主張是什麼,對立的那方,他們的主張又是什麼。因為面對的是生死問題,同胞們也不再漫不經心,於是冷門的疾病議題,國人以熱門的政治議題待之,看熱鬧也看門道。

    兩種台灣人,你我都必然是其中一種,然而論影響力,最具代表的,則推兩位政治人物,一是衛福部長陳時中,一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由他們掛頭牌,因為兩人所處政治位置帶來的曝光,以及發言的聲量,遠遠高於其他政治人物。

    於是,陳、柯不但成為二○二○年「兩種台灣人」最鮮活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扭轉了許多人看待政治的態度。因為兩人各自展現出不同的修為與教養,以及,更重要的,民主政治本來就應該要有的內涵。這個內涵,於其他民主國家而言,顯而易見,不過就是「有能力的政治治理」,然而在台灣,長久以來,「無意義的政治空話」卻往往是政客最擅長、人民最有感的「內涵」。

    其實在疫情發生之前,很少人注意到不太作秀,可是很會做事的陳時中;相對於陳部長,懂得炒作議題的柯文哲,則是台灣最具知名度的政客,然而,大家經常被迫接收的與他相關的新聞,卻往往不知所云、空洞已極。二○二○年,台灣人一整年對照這兩人在防疫這件事情上的作為,也才更加清楚台灣的民主應該要走的路。

    以陳時中為首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一年的運作裡,讓國人見到一種以往台灣不太熟悉的專業政治操作。他們按本操課,以團隊的力量,分進合擊,陳時中雖為指揮官,可是並不攬權,於是,我們在疫情控制的不同階段、地點,見疾管署相關負責同仁,條理分明地在記者會報告,在事發現場處理突發事件,在醫護單位解決問題。

    大家有條不紊,因著SARS期間得到教訓,儲備的能量,整理出的SOP,把台灣帶進安全的港灣,讓世界見證到台灣的防疫成就。於是,蕞爾小國台灣,也立刻從世界的邊緣,搖身一變成為各國急欲聯繫以求得防疫寶典的救星。

    反觀柯文哲,一貫的無知、傲慢、自以為是。

    先是疫情初期,曝光武漢返台民眾的安置地點;然後批評中央在口罩生產上「盲目擴廠」,結果見中央決策正確,反而加碼要求一天一片口罩,一次買二十八片,否則口罩不夠,「假日不要呼吸了」,「怕一天發不了一片口罩,也不敢下令學生全面戴口罩」,邏輯之讓人傻眼到無以復加;對於防疫旅館量能不足,指揮中心開放一般旅館收居家檢疫者之決定,柯更以(會製造恐慌的)公布此類旅館名字相逼,無視指揮中心已有新擬的作業規範相應,他仗的是:「我的專業判斷,這是防疫破口」。

    至於公開表示「我去指揮也是可以啊,應該也不會太差」,更是十足的柯式囈語;然後,中央政策是居家檢疫,柯就唱反調,「不贊成居家檢疫,應該集中管理」。

    總之,特立獨行的柯文哲,在攸關眾人安全、生命的防疫議題上,還是自拉自唱,當然,諸如口罩實名制販賣機這個大笑話,於他而言,不過就是學習治理過程中,比較貴的學費而已,而學費,他一年一千八百億預算,有在擔心的嗎?

    最後,讓我們記住二○二○年,武漢肺炎引發全球瘟疫災難,可是我們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疾管署,用專業示範了一件事,就是,有效的政治治理是有其方法的。另外,二○二○年也讓我們清楚認識兩種台灣人,一種講空話,一種做實事,就醬!


    國家靈魂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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