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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刊登於:一份值得反思的歷史文件(王丹)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wd-12252020110612.html

    最近,日本政府外務省公開了一批從1987年到1990年的26冊外交檔,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包含了與北京1989年天安門事件有關的記錄,而記錄中最令人震驚的一點,是這份政府檔載明:日本早在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軍隊鎮壓抗議民眾的當天,就已經決定要對中國採取和睦的應對方針。

    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一向採取現實主義立場,極少在中國的政治和人權問題上發言,因此這個消息也並不令人意外。但日本政府針對是否對中國進行制裁的問題的時候,進行的內部討論,給自己的綏靖立場提出的一些合理化解釋,卻是值得拿出來做一番討論的。尤其是在中日關係走到又一個低谷的今天,對當初的天真的想法做一個反思,對日本和西方國家都是必要的。

    首先,日本政府的決策判斷,是非常自我矛盾的。這在他們的官方表述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面,檔指出,日本與西方國家共用自由與民主的普遍價值,中國政府用武力鎮壓學生與市民,造成多人死傷,日本政府從人道觀點無法容許。在這裡,日本強調了價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認為,這次的事態基本上來說,是跟日本在政治社會體制與價值觀迥異的中國國內問題,因此,對中國的譴責也該有個限度。這裡的問題在於:既然是普世價值,就應當對不同的國家有相同的要求,否則就談不上普世性了;但日本又說中國的社會體制和價值觀不同,所以譴責就要有限度,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其次,日本政府不主張制裁的另一個堪稱荒謬的理論是說,如果給予跟西方國家共同譴責中國這樣的印象,將迫使中國走向孤立,從長期整體局勢的角度來看,並非上策。言外之意,制裁不僅沒用,反而可能逼得中國脫離國際體系。這套論述,其實不僅是日本外務省的綏靖想法,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熊貓派對華政策決策圈中也相當流行。事實證明這套論述有三個錯誤:

    第一,面對如此重大的人權暴行,西方國家根本就不應當把制裁是否有用放在第一位,而應當把不管有用沒用都要制裁放在第一位;這是一個道義立場,不應用算計得失的方法作為決策依據。第二,制裁是否有用,其實也不是短期可以看出效果的,如果一開始就覺得制裁沒用就不去制裁,難道就是一個有用的「表達人道觀點」的方式了嗎?第三,當年日本很快就放棄了對中共的制裁,西方國家扭捏了兩年後,也紛紛跟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放棄了制裁。但是這樣的友好姿態,有沒有把中國繼續維持在一個遵守規則的國際體系內呢?或許從經濟上講,中國加入了全球化,但也並沒有嚴格遵守全球化的規則;而從政治上講,日本和西方國家的綏靖政策,並沒有讓中國在政治上向國際體系靠攏,相反,中國在政治上日益倒退,對國內的人權迫害日益嚴重。原因也很簡單,中國看到了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不願意採取制裁措施,因此他們可以肆無忌憚。這正是綏靖政策產生的惡果。

    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總是有一種天真的想法,就是不要逼迫中國,否則它就會變得更加強硬。但事實是,1989年後的幾十年,西方國家並沒有逼迫中國,而中國還是變得更加咄咄逼人了。看來,西方國家太一廂情願了。


    歷史眼光 /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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