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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疫情,我要說的故事還停留在二月。還有那之前的台灣故事。

    算是社會學年會發表的暖場。很認真的murmur,不敢說是什麼「研究」。就只是身為宗教人類學者很認真考慮過的問題。只是希望有一天讓世界更多人知道台灣的故事。

    年會上會談的理論軸線會比座談會多,會與【神諭的人類學解釋】對話,從過去的主智論傳統一路到之後的本體論轉向。

    簡言之,神諭的「偏袒機率說」或是「詮釋彈性論」都可以算是某種寬鬆的主智論。本體論轉向會質疑這種理性化的說詞。在這樣的理論脈絡下,擲筊與其他形式的神明顯靈,比如扶鸞,運作邏輯不是簡單機率問題。「統計論」預設只要信徒事先奸巧地設計一個「對的問題」,一直擲筊下去,笑杯等於再來一次,不斷重複後最後就會變成聖杯出現機會高達2/3機率,意味著很容易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可是,擲筊的現場卻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在社群意見高度分歧或遇到重大爭議事件時,都必然導致同一個問題被施以正面問法、反面問法,是要A嗎、還是B呢這種情形。這時候,每種說法都有2/3的統計邏輯。統計根本無法解釋整個社會行動獲得宗教正當性的過程。

    真心豆行那天,我可能還是會採取一種神父/神母的心靈慰藉模式。
    Taiwan Style。我會說:

    苑裡反風車寶靈宮的故事。

    後勁有應公與萬應公的故事。

    貢寮媽祖的故事。

    超級感謝

    Zoe Chen  黃佳平

    透過某種溝通行動者網絡與宗教人類學觀點的結合,我認為有必要澄清,擲筊並非簡單的數學統計題。「統計論」預設可能是以為,只要向神明祈求者本身,事先奸巧地設計一個「對的問題」,一直擲筊下去,笑杯等於再來一次,不斷重複後最後就會變成聖杯出現機會高達2/3機率,意味著很容易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可是,擲筊的現場卻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在社群意見高度分歧的時候,都必然導致同一個問題被施以正面問法、反面問法,是要A嗎、還是B呢這種情形。這時候,每種說法都有2/3的統計邏輯。這對於只有針對某一種說法才會連續出現6個聖杯的那種結果,其他說法卻都笑杯,就沒有解釋力了。(意即,同一個問題三種問法,三種都有同樣聖杯機率,等於直球對決)。

    同時,說筊可以設計成怎樣變得比較容易「聖筊」,也沒解釋力。因為當你有很多種問法,每一種都是同樣的容易得到「聖筊」,那麼,這種人為操作的效力也就打平了。同時,更可能出現擲筊或占卜結果,其實與執行神蹟者本身意願背道而馳的可能,因而使得合法性更為提升。其實,平日信徒自己也會去感受、區分,哪些地方是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真實與神明溝通、可以信賴的地方,哪些是過度被操縱的地方。所謂占卜,神諭,有特定的合法性、診斷與預測的互動邏輯,而非僅僅是機率邏輯的。

    在這次防疫中,率先在2月25日取消大型集會的,是擁有370年歷史的古蹟寺廟台南大觀音亭。擲筊過程一開始問:「是否應該繼續大規模集會?」1小時擲嘸筊(意即無解),之後問「是否應該取消?」觀音3聖筊同意。這個擲筊意義極為重大,因為這是唯一一個在此次疫情中透過擲筊來決定延期宗教盛典的案例。在此之後的諸多廟宇的集會取消,均是由董事會或廟宇委員會的決議完成。這兩種取消方式,未必衝突,而是一種共同體防疫情感的承接。
    原文刊登於:En-Chieh Chao 臉書

     


    公民意識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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