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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久前,和一位政府官員飯聚。他私下和一般現屆官員不同,會講人話,自然也知道我們對「新香港」的厭惡。在過去一年,在不同場合說了多遍「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他知道這論述,也不是強硬派中人,而提出了一個反問:「北京確是需要香港,但只要有辦法維持香港經濟自由開放,同時收緊對政治社會的控制,國際社會難道真的不接受?」然後,他舉出新加坡為例子,當地威權程度(暫時)比香港還高,但無損國際社會對其經濟自由的信任,隱隱然暗示,這就是某些人眼中的「美麗新香港」

    真的麼?香港能否光復,就看這個問題的答案。

    以上論據,假如放在其他地方,並非不會出現。假如某地保持經濟穩定,同時滿足國際利益均沾的潛規則,政治上如何收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表面抗議之外,確實不一定有實質行動,而這的確是新加坡成功之道。假如期望美國搞理念外交,沙特阿拉伯這類案例恆河沙數,足以令希望幻滅。

    問題是,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是北京以為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急速倒退,但能勉強維持經濟穩定,國際社會就不會在意,香港就可以繼續用來「走出去」,這是典型的滑坡謬誤。假如北京繼續以2012年前的方式管治香港,在西方眼中,也許「不完美、可接受」;但渡過了2019年,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就是做不到,因為香港已失去同時出現「政治收緊」、「經濟自由」、「國際利益均沾」三者的可能。

    為什麼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首先,新加坡的盟友是美國,民意在亞太區當中最支持美國領導,還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屬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重鎮;香港則是中國特區,「一國」正在「全面管治」中。曾與一位新加坡官員有這樣的私人對話,談到甚麼主權基金淡馬錫(Temasek)某年虧損那麼多,答案是「算作保護費吧」。至於香港的儲備,自然也是「一國」部份,中國剛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國債,為的自然是在香港吸美元,買家市傳可能包括金管局,利益歸何方,不證自明。

    換句話說,新加坡是威權、還是民主,都不會影響美國利益,因為後者是新加坡朝野共識;但香港要是沒有民選議會、英式法治、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制衡,避免一國以「國家利益」之名自把自為,作為保障國際利益的安全閥,各國利益還剩下多少,就只能憑北京聖斷,情況就和上海、深圳無異。

    新加坡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確是充份合作,似乎不很符合國際企業希望所見的法治;但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制度獨立自主,高度理性、可測,卻能保障國際企業渴求穩定、符合專業操守的目標。新加坡企業、銀行的盡職、照規矩來(compliance, due diligence)相當可靠,國際企業正是需要這些,而新加坡沒有價值觀完全相衝的「太上皇」,專業人士只需要提供專業服務、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繼續發大財,自然沒有破壞規矩做數、「行方便」的誘因。

    不像香港,現在要照顧「一國」利益,國企若要求工作人員做數、填數,只要以「國家利益」之名,就可以超越「兩制」範疇;慢慢下來,就連「照規矩來」(compliance)也不再有公信力。

    今天政權能夠因為政治不正確原因,向銀行、航空公司施壓解僱員工,為所欲為,有權用盡,他朝難道不會因為同類原因,溫馨提示有關企業在某些地方「便宜行事」?

    上海、深圳始終取代不了香港,就是這方面始終不能給予國際社會信心,因此香港核心價值能否被捍衛,就比新加坡的法治更關鍵。

    加上新加坡高薪養廉,官員得到全球最高薪待遇,全國上下習慣了謹小慎微,作風極度官僚,卻養成了一切體系跟足規矩的優點。這和中國講求關係、圓通、面子的國情,背道而馳;這種國情在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香港,卻只會橫行無忌,也就是現在這樣。當一個行普通法的香港,不斷出現種種古法濫捕的案例,國際企業怎可能放心下個不會輪到自己?新加坡卻相反,就是有異見人士余澎杉(Amos Yee)一類案件,外資依然相信有足夠安全閥,威權不會溢出(spillover)到經濟體系。

    沒有法治的香港,Compliance還可信嗎?

    說到底,新加坡政府,真的是一人一票民選出來的。每次說到這一點,都有朋友嗤之以鼻,提出新加坡種種威權舉措,例如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不斷更改選區版圖以利執政黨,選舉工程時間極其有限、令執政黨佔盡優勢等。但不能否定的是,新加坡人確是可以通過選票,進行政黨輪替,這條路是完全可行的,不像香港那樣,反對派得勝就叫「奪權」,親北京派在選舉只能贏、不能輸。因此,新加坡政府不可能完全漠視民意,人民行動黨除了靠法律和警察,也必須得到人民認同,上屆人民行動黨得票就高達70%,不像林鄭月娥上月支持度低至9%

    換言之,新加坡政府是有認受性(Acceptability)的,民眾對制度理性的強烈訴求,對政權構成有效制約,這是新加坡的「社會契約」,對國際社會而言,已大部份填補了司法不夠獨立的缺憾。但香港政府卻是沒有認受性、也沒有決定權的,西方鞏固自身在港利益時,慢慢卻找不到真正的代理人,只能直接找北京。加上新加坡雖然法律嚴苛,街上警察卻極少,不像香港已變成警察國家,社會每天都在抗爭,而政府又只能以濫捕回應,結果又是進一步破壞香港法治,然後國際信心進一步崩潰,墮入永劫輪迴,卻不能穢土轉生。根據綜合經濟數據,整場運動至今,香港頭75個國際貿易夥伴當中,約有11%改為跟新加坡做更多生意,並非偶然。

    何況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政策具有高度可測性,西方憑基本的現實主義研判,就八九不離十。香港政治卻具有高度不可測性,全面一國化之後,也就是整個中國的不可測性,都會完全轉嫁到香港。此所以在香港的國際記者就算規行矩步,也會因為國家層面的爭議而殃及池魚;《孟晚舟事件》後,加拿大駐港外交官就成為中國人質;英國那邊在談BNO平權(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平權運動),大使館職員鄭文傑就在中國被扣押逼供。這類事情並非不可能在新加坡出現,新加坡也曾對中國、美國等大國驅逐其個別利益有關方出境,但新加坡國家利益計算是可控的,行動的上下限不會太出格,不像「新時代中國外交」,未來即使在香港,也可能「去得很盡」。

    這不是說全面管治下的香港,會沒有任何經濟角色,正如國際企業也會出現在上海、深圳,但總部不會在那裏;目前很多設在香港,未來卻可能搬到「真・新加坡」。既然一國化的香港,對國際社會並無大用,就像另一個上海、深圳,新加坡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有足夠聯繫,而深受西方信任,國際社會何不直接利用新加坡「走入去」?對它們而言,到了那個時候,繼續承認香港是單獨關稅區,又有甚麼好處?北京、西方、港人,哪一方最不能承受攬炒的風險?

    原文刊登於:滑坡謬誤-「西方接受新加坡-自然也接受極權新香港」(2020-04-06沈旭暉)

     

     


    國際視野 / 趨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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