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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圖:馬傑偉曾經計劃移民台灣,卻發現並非想像般美好。)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來到與記者約好的咖啡廳接受訪問,笑意盈盈的馬太陪伴左右。甫坐下,記者先以移民打開話匣子。馬太輕描淡寫地說,她1987年以醫護人員資格成功申請夫婦兩人移民加拿大,當時馬傑偉還是一名從事電視製作的文青,大家想一嘗外國的生活、並且對九七後的情況有保留。然而後來馬太意外懷孕,兩人決定放棄移民。

    他們將移民的事暫擱,豈料八九六四發生,令馬傑偉對中港社會與自己的角色有了新體會。「我本來是個不關心中國的『香港仔』,六四後卻突然變得非常關心內地政局以及香港發展,覺得需要爭取民主,亦開始對身分認同研究產生興趣。於是,我們再沒有考慮移民外國。」他在香港和英國攻讀碩士博士之後回港任教,走上學術之路。

    回歸後,2012年,社會充斥一股令人窒息的氣氛,促使馬傑偉再次有移居他方的念頭。「當年我在反國教行動中參加絕食,與絕食學生一同於帳篷內相處、晚上露宿、早上在區議員的地方洗澡。我深度參與,跟示威的年輕人近距離接觸,感受社會情緒。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與內地官員酬酢餽贈超支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均令我感到嚴重窒息、十分不舒服,於是很想離開香港,到台灣呼吸一下、抖抖氣。」

    本著休養生息、歸園田居的夢想,夫婦倆2012年開始與數對夫婦,多次深入台灣南部多個城鎮考察,商討買農地啊、開小店啊買房子啊、搞文青交流團啊等大計,打算兩人閒居港台兩地,亦為香港朋友提供喘息空間,在台南尋找烏托邦。可惜世間無樂土,深入研究之下,馬傑偉夫婦漸漸明白台灣經濟疲弱、青年失業、港商難以融入、大陸禁制旅遊則連計程車也沒有生意,而且貪污等黑暗面亦常見。有說「台灣其實是用繁體字的中國」,他們幾位香港朋友正式落戶台灣並經營小店,最終亦難以維持。多番奔走後,到了2014年,夫婦倆改變初衷,決定留在香港

    「不少香港文青希望移居台灣,然而現實卻是另一回事。當時我們一廂情願,容易看到台灣有而香港沒有的東西,譬如有台灣的士司機自豪地說他可以透過投票帶來改變、台灣年輕人可以向中國說『不』等;香港卻連每天150個單程證的審批權也沒有。自己心情越差,便越是將所謂『烏托邦』放大,對自身處於的『地獄』與不滿也同樣放大。」

    越是認同本土價值的香港人,近年越覺痛苦;為了排解入心入肺的失望與抑鬱情緒,有人決絕地離開,這個我也理解。可是在劣勢下,有否其他方法去化解、紓緩、安頓沉重感受,找到有意義的生活,以及與安心立命的途徑?」

    社會一片負面氣氛、馬傑偉個人情緒處於谷底,他的心情於2014年後開始好轉。

    「2015年,我在馬料水碼頭閒坐放空時接到一個電話:好友的妻子、台灣著名女作家與美食家韓良露病逝。韓氏年紀跟我相若,其死訊令我非常震驚。她有著作於死後才出版,內裡提及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李漁由於經歷前朝衰亡,在新的朝代裡覺得鬱鬱不得志。韓在書中指出,如果李早30年出生、沒有親眼看見清朝的出現,心情應該較為舒暢。」

    「於是我推想,如果我更早出生,可能會在較開心的時候離世;如果更晚出生,便沒有對舊香港的回憶,只見中國崛起。因此我們是最痛苦的一群,眼見曾經珍惜的地方文化與制度慢慢變遷,夾在中間。」

    「與此同時,當我退一步、跳出來看香港歷史,卻頓覺豁然開朗。我開始明白,雖然歷史問題未有解決,但我在這個時空出生,在因緣際會、起承轉合之間,經歷了歷史過程、時代賦予我的經驗、給我的視野,適應時不我予的悲情;明白、接受。在起伏過程中,看到人的渺小,卻也可珍惜家人朋友。在歷史中安頓自己,經歷其無奈、變化。從歷史中看到宏圖,感覺會較良好。」

    (右圖: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前教授馬傑偉,兩度放棄移民。)馬傑偉自言過往性格「收收埋埋(藏著掖著)」、在忙碌生活中沒有尊重自己、與家人關係疏離。然而於2012至2014年經歷痛苦後,明白到開心有四個條件,就是與自己、家人、朋友與社會重新連結。他開始嘗試跟自己相處,誠實面對自己,聆聽內心的聲音,能哭、能笑。自此性格有很大轉變,參與社會事務或接受訪問也更真心及少顧慮。

    「我現在與母親、太太、女兒、姊姊與姪女重新建立親厚關係。參加情緒問題互助組織,對應抑鬱這個時代病;三個初次見面的『麻甩佬(污糟邋遢核突嘔心)』,竟可以互相擁抱痛哭。身邊也有人經歷生老病死,我現在會陪伴、幫助、關懷這些朋友及其家人,感受他們的痛苦,令他們過得好一點。」

    馬傑偉喝了一口茶,說:「這幾年,我過得很實在,有意義和存在感,找到自己的角色。無論時局有多艱難,也可找到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感覺和存在意義。人生一定有痛苦,而幸福其實也包含痛苦的過程,尋找方法去擁抱不完美。這樣才可以活出對人、生命、歷史的尊重。四層連結,留在此地已經可以做,即使移居外地亦需要處理。」

    這就是馬傑偉提出的「心在,不在乎去留,也不在乎身在何方。」

    馬傑偉說,在最抑鬱的日子,他無法看有影像的新聞,只能延後數天看文字版新聞。到了近年,有編輯邀請他每月寫一篇專欄文章。由於他已經改變,正在經營一個讓自己感到舒服、亦令身邊人感到舒泰的環境,不希望有太多分析評論的壓力,因此他亦尊重內心的聲音,為此考慮了好一段時間。最後他決定這件事有意思,他亦有東西要說,便答應了。他在文章中講到以上提及的、在艱難時期的人文關懷,得到很好的迴響,尤其不少素未謀面的中年人士都在網上分享傳閱,「這就是有限度的社會參與,在集體情緒之中make life meaningful and livable (令人生有意義、可以活下去)。」

    說回移民與留港的掙扎,研究身分認同的馬傑偉說:「不要太執著。現在最想離開的,往往是認同香港本土文化最深的人。隨著社會條件與物質條件的變化,人們的身分認同也產生複雜變化。在70、80年代孕育本土認同、我們珍惜與緬懷的土壤已經慢慢變化,要有心理預備;現在香港人口結構複雜與混合,不是70、80年代我們腦海中的一群。然而這就是社會發展,經過政權轉變,羅湖變成軟邊界;但you can’t think of otherwise (你其實不可以想像它不會變成這樣)。而內地也有不同群組,有一批年輕精英在香港接受本科與研究院教育後留在香港工作,他們不曾經歷內地物質匱乏的年代,來自中產家庭的也不少,他們不覺得香港『超勁』,不會像數十年前的內地人那樣問我們『可否讓我看看港幣是甚麼樣子的? 你在香港有沒有見過劉德華?』等等。」

    「另外,雖然有香港青年說『打死都不去大陸』,但我們在內地騰訊總部見到很多香港僱員,在內地中產商場也見到許多香港人。如果無端端找個香港明星說『大灣區是我家』,從上而下的規劃是空洞的,連我經常來往深港的博士生也覺得那是完全無意義的。然而事實上,經常於內地與香港之間奔走的香港人與內地人都很多,這些人在傳媒裡是 under-represented (其出現是不合比例地少)。譬如有人覺得去深圳書局比去港島的書局舒適,生活體驗令人較少抗拒,形成一種草根式的身分認同,是較日常、流動性的,與新聞所呈現的不一樣。民間層面生活點滴的確正在改變、並且已經行出來;這些同樣是 under-represented的,大家不說,因為說出來會被人罵。」

    談到有移民人士在彼邦面對身分認同危機,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回港卻覺得面目全非,馬傑偉說:「這也是普遍和可以預計的。即使移居他方,都需要與自己、家人、朋友和社會連結;如果無法與社會連結,就有一部分的失去。一旦家庭等小世界出現震盪,就容易陷入孤立。無論身在何處,連結都是重要的。」

    那麼,馬傑偉的身分認同又是什麼?「很清晰,於香港土生土長,是那代人的典型,在內地有一個哥哥,就像電視劇《網中人》的情節一樣。父親是豬肉佬,我靠唸書擺脫自身的階級,建立小康家庭,認同當代香港發展、自由與公平等原則,希望爭取民主卻未成功。我認同文化中國,嚮往詩詞歌賦、鄉土文學與名山大川。我留意中國發展、中美關係等,今日可能稱為『大中華膠』;但我不認同中國政治與現今的政權,並認為共黨是邪惡而不可信的;因此如果說認同共黨才是認同中國,那我是不認同的。」

    「而對於文化中國,我現在也挺悲觀的;文化很難擺脫政局與社會條件。從前傳媒與文學呈現那純樸的雲南令我嚮往,現在雲南香格里拉滿是酒吧與的士高,餐廳女侍應穿著的傳統華服在胸前一個斜cut半露酥胸。在現時的政治經濟下,生活中呈現的是否文化中國?它能否寄託我腦中的文化中國?鄉關何處?我有頗大的問號。」

    有人說香港人口正被「溝淡(越跌越買)」、香港經歷「換血」,馬傑偉有何看法?

    「我是有情緒反應的。我在沙田長大,現在城門河邊碰口碰面都是操普通話的人,我覺得香港變化的步伐過快。不過與此同時,我也有許多來自內地的同事和學生,他們都很好。作為一個人、與一個類別,會有很大分別。我退一步思考,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如果我們可以發聲,令香港的人口政策有更大自主權,可以審批、有內地精英移民、買樓政策長遠規劃,而不是無端白事有一些特權人士進來,情況會有不同。」

    有留在香港、或近年移民外國的人士,表示香港這個家已經變了、不再是自己認識的香港了。馬傑偉回應說:「這不是香港獨有的,在激烈轉變的社會中,人的確會處於時代的夾縫中。有鄉愁,但回到家鄉找不到舊有的家鄉;是一種傷逝,也是普遍的。」

    香港有否轉機?「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樂觀或悲觀的人會有自己合理化的解讀。我想講的是,反求諸己、學習自處。已過去的,如何改變?不要為明天而憂慮。面對膠著的香港,尊重自己,擁抱不完美。」

     「做人幾十年,不會輕易相信外地就有烏托邦;人生在世,有良善與邪惡,但是在歷史上的悲劇社會裡,也見人性光輝。在艱難時期,有苦毒與怨氣,但人性拉扯之下,也見孕育人文關懷的土壤。香港人向來不習慣說愛、關心、照顧等肉麻字眼,卻能豪情地賑災,因為賑災合乎香港人的功能主義

    然而在雨傘運動後的審訊與道別場合裡,大家同笑同哭同拍掌,有人飲泣,幾位年輕人有經歷後同理心有增長;這不是關乎爭取普選的外在成功,而是當民主運動頭頭碰著黑時,大家互相支持守望。如果用香港人的跑數精神來看,傘運有這麼多人湧出來,卻還是吃白果……但慢慢我們有了韌力,一起經歷時代的艱難,明白對方。從功能主義走向人文關懷──在我的研究經驗裡,知道這是新的東西。」

    馬傑偉兩度放棄移民,明白留港是他在較少顧慮下的選擇。但換轉是20多歲的年輕人、或者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情況可能不一樣。

    如果不幸將來出現文革式家人互相攻訐的情況,或牽涉人身安全,他也會走,但最少現時的情況不是這樣。

    「移居他方其實有許多複雜的考慮。移民本身沒有對錯,與人生階段、階段觸發的情緒、有否在學子女與需要照顧的老人家等有關;另外,也有移民在外地無論事業還是生活圈子均成功融入主流。在新地方能否如林子祥《抉擇》一曲所說『再起我新門牆、勝我舊家鄉』,也受性格與語言文化適應能力等影響。」

    放棄離開香港,有否後悔?「沒有。我近年與香港的母親、太太、女兒與其他家人朋友重建深厚關係,現在才是我最開心的時候。有人說,愛人類容易,愛阿媽困難;外面的烏托邦不是真的,從關係裡才可找到幸福與意義,移民與否也如是。」

    記者先在3月訪問馬傑偉,6月底反送中風波期間再聯絡他,他表示:「《逃犯條例》引發連串社會事件之際,我一位移民加國多年的朋友剛巧在香港。朋友說,這次回港,覺得香港極度陌生,已完全失去家的感覺,唯有真的在心靈上與香港道別,在外國安身立命。」

    至於馬傑偉自己,雖然也有傷感,卻在他撰寫的文章中表示:「過去的、現在的,生生不息。社會就是人生的交疊,老一代老去,新世代在此時此刻經營。不錯,香港大陸化,陌生了,但新社會冒出來,陌生一兩年,就不陌生了,變成切身的生存況態[…] 我們這些留在小島裡的遺民,還會努力又勇敢的生活下去,並在一浪接一浪的社會衝突與療癒的過程中,迎接一個未知的將來。」

    原文刊登於:學者馬傑偉兩度放棄移民 「香港人有韌力,一起經歷時代艱難」(2019-07-24葉潔明)


    國家靈魂 / 世代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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