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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紐約時報》書評在本月刊登一篇文章《一個在中國的美國英雄》,作者張彥(Ian Johnson)說:何偉(Peter Hessler)的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挑戰了過去外國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方式,因為他主要是觀察和描述他所見到的和遇到的中國人,而很少表示立場和意見。他也不會去報導重大的新聞,而是通過書寫一般的中國人,來凸顯中國的巨大變遷。」

    比起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來說,這裡發生的事情雖然「普通」,但也代表著更廣泛的中國發展的樣態。

    舉例來說,我們都知道「洗腦」這個詞,我們也知道有不少中國人對於很多問題的認識是被「洗腦」的結果,我們甚至也知道這種「洗腦」的工作,在學校的教育中就已經進行了。但如果進一步探問這樣的「洗腦」的具體的執行方式,恐怕很多人也不知就裡。

    書中何偉展示了具體的「洗腦」方式: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的「每一位涪陵學生(何偉在這裡教英文)都隨身攜帶一張紅色的身分證,這個證件的正面有八條『學生規章』,而前二條是:1. 熱愛祖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社會主義大業服務,為人民服務;2. 勤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逐漸建立無產階級觀點,正式歷史唯物主義觀之正確性;第三條是要用功讀書,努力精通基本理論,職業知識,以及基本技能。」可見中國的教育要求中,政治正確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學生規章」不一定能為中國的年輕人真正認同和理解,但是如果你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學校紀律的要求下,至少不容易對這樣的要求產生反感。有的時候,熟悉產生了親近感。

    何偉在書中講過一個小故事,他說:「有幾次,我要學生解釋下列這些用語的含義: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無法給我簡明的答案。如同歐威爾所說的,這是一種文字和含意分道揚鑣的情況。唯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使用正確的術語和正確的政治結構來看周圍的世界。當自由經濟正在學校周圍風起雲湧地反駁共產主義,學生們竟然可以上共產主義課程,並相信這些課程。」

    這些學生受的教育,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理解,他們只是機械式地死記硬背,以通過相關考核。這樣獲得的知識,不可能讓他們產生感情,而沒有感情,就談不上真正的信仰。

    他對作為同事,也是一位虔誠的中共黨員的孔老師做了一番分析,他說:「(孔老師)是一位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員。他仍然相信共產體制終究能成功,他相信如果這個體制想要成功,像他們這樣的人必須付出某種程度的寬恕、耐心和忠誠。他們所相信的不是黨的理論,而是一個觀念:儘管社會有缺點,像他們這樣的人仍然,而且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就某方面而言,這是一種民主的想法,或者至少他們滿懷希望地期待再當前腐敗的體系中找到民主。但他們就是無法忍受完全不參與這個體系的想法。」

    何偉的觀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就是那些中共統治的支持者其實內心很清楚這個制度存在的問題,但他們並不認為這些問題足以構成對這個制度的否定,同時,他們無法放棄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帶給他們的那種成就感和參與感。這種現象,和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有一點類似:這些人因為思想的匱乏,真心地認為自己在做一些「在腐敗的體系中找到民主」的事情,這就是他們「虔誠」的原因。只要這樣的人大量存在,中共的統治基礎就還不會一夕之間崩潰。

    作者給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國山河的畫像:「插旗山往南陡直落入闢成梯田耕地的江谷,接近烏江的地方,土地被江東的小村落打斷:從遠方看起來顯得渺小的師範專科學校,藉著煙囪將黃塵排入空氣中的陶瓷工廠,長長的水泥突堤以及橫渡烏江的老舊渡輪。河中水流遲緩,像在山丘之間攤開來的一匹長長薄薄的灰絲綢。」這幅畫面就是真實的中國,在我看來,它比北京和上海更加真實。

    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中,其實夾雜了太多的虛假和「非中國」的東西,當然它也是中國,但我們應當知道,這不是全部的中國。中國有著豐富的不同層面的圖景,北京和上海是,何偉筆下的江城也是。一般觀察者看到的,往往是北京和上海代表的中國,包括經濟的繁榮和政治上的宮廷內鬥,但除此之外,江城代表的中國被嚴重地忽略了,而忽略後者,就不可能全面地認識到中國何偉通過在地的眼光,給我們展現的中國畫卷中的一個截面,不要說西方國家的大多數人看不到,就是中國人自己,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學者,90後青年世代,也不一定能有如此清晰的認識。

    在書中,何偉充滿了這樣的獨到觀察與見解:「中國缺乏一種傳統:將自我建立在一套固定的價值觀上,不管別人怎麼想。」,「這是任何共產黨體系的一個典型模式:恐懼和疑心病從一個階層傳到下一個階層,結果誰也不相信誰。」,「我幾乎可以忍受他們的虛偽和謊言,但無法原諒他們完全缺乏幽默感。一旦你把笑聲奪走,中國就變成一個猙獰的國家。」

    作為一個外國人,何偉深入到中國的底層,以他獨特的視角,發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問題。這些問題放在西方國家,你會覺得匪夷所思,但放在中國,大家都習以為常。

    何偉教書的城市涪陵,正是在三峽工程的影響範圍內。何偉說:「外國報紙常常刊出撻伐這項工程(三峽大壩)的報導,而像北京和上海這些城市也有人提出憤怒的批評。」按照正常的思維和現象,受到如此巨大工程影響的人,要被迫離鄉背井,生命中遭逢巨大的變動,其不滿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何偉告訴我們;「接受到水壩影響的涪陵,沒有任何不愉快的跡象。在我生活在涪陵的兩年期間,我從來沒有聽到一位居民抱怨三峽工程,但是,我聽見他們幾乎針對其他每一個敏感話題發牢騷。在重要的地方問題上,涪陵居民無法得到可靠的資訊,這一點再加上政府對於公開抗議的約束,使得市民更難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最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期待,也不要求這種資訊。」

    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這一段描述更加深入到中國社會的肌理中的了。中國進步所面臨的障礙很多,從五四時代開始,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就注意到了作為社會基礎的普通中國民眾身上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公共事務的冷漠的問題。當年魯迅就是因為看到中國人的這種冷漠,才決定從用手術刀醫治國人的身體疾病改為用筆醫治國人的心理疾病。何偉的一句「既不期待,也不要求」,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國民眾文化基因中這種根深蒂固的冷漠,這種冷漠的嚴重性在於,不僅指向他人和與己無關的事情,甚至還指向自身和與自身利益攸關的事情。在中國人的心中,有一種聽天由命的順從意識,他們把苦難當作正常,而不是當作不公;面對苦難,他們的心中不是不滿,更不是憤怒,而是無奈和接受。

    由於有這樣具有悠久歷史脈絡的群體心理,中國人的反抗意識,相對來說確實不是那麼強烈。不是被逼到最後一步,中國人寧肯選擇逆來順受;而且為了讓自己的忍受能夠心安理得,還會採取「既不期待,也不要求」的態度。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很多問題,例如:為什麼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死亡,但是並未在中國掀起大規模民眾抗議;為什麼中共的謊言如此不堪一擊,但還是有很多國人選擇相信。

    原文刊登於:一個外國人眼中的底層中國 —— 評《消失中的江城》(王丹)


    國際視野 / 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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