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頁

  • 1983年,台灣新電影浪潮初起,金馬獎把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頒給《小畢的故事》,甚為風光;而楊德昌導演的《海灘的一天》入圍三項(劇情片、導演、原著劇本),但沒拿下任何獎項。 

    相對於眷村男孩小畢,《海灘的一天》張艾嘉飾演的女主角佳莉,成長於本省籍醫師家庭;兩年後的《青梅竹馬》,侯孝賢蔡琴柯素雲飾演的兒時玩伴兼情侶,來自台北萬華老社區,同樣一獎未得;2000年坎城導演桂冠之作《一一》,台北家庭男主人吳念真柯素雲飾演台語傳情的舊戀人,直到2017年之前,更未曾在台灣母國院線上映。 

    當年楊導這三部政治或市場不正確的作品,同時現身於今夏台北戲院,時值世大運「中華台北」名稱爭議,不無巧合,來台流亡遷占政權和在地新興國族意識引發矛盾困局,而楊導三作也部部直指中華台北城個人和集體的抑鬱與辛酸。 

    其中,英文名為「台北故事」的《青梅竹馬》格外哀傷,換個片名大概就是「中華少棒國手之死」,片尾男主角受傷失血癱坐路邊,旁邊棄置的電視開始放送當年得到威廉波特少棒冠軍、為「國」爭光的全民歡騰畫面,對照深夜山路無人聞問,顯得十分淒涼;之前機車狂飆經過總統府前「中華民國萬歲」霓虹閃亮牌樓,益顯虛無浮誇。 

    楊德昌的作品常是國族寓言,以其中常見的日本元素來看,形成台灣迷離身世的隱喻:《海灘的一天》裡高社經地位本省家庭千金,父親留學日本,就讀的北一女和台大文學院皆於日治時期創立;《青梅竹馬》的日本棒球傳統;日資參與的《一一》,男主人則在日本有個未遂的事業夥伴及一段未遂的親密戀情。從家族權威的羈絆,到文化浸染的茫然,再到自我追尋的演示,日本符號穿透其間,連《一一》的日文片名「洋洋的夏日回憶」都特別精準,因為小洋洋就是導演自己的化身,這位小學生片尾講「我也老了」,儼然楊導自白,老少合一,所以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知道別人不知道的,是小洋洋拿著相機拍別人後腦勺的作者權威。 

    就像《青梅竹馬》裡汽車駛過投射在台北萬華老街精美立面上的燈光游移魅影,楊導對台灣迷離身世與恍惚國族認同的關懷,較諸同時期的其他台灣新電影導演,走得更遠,也看得更深。《洋洋的夏日回憶》,不只是中華台北的日常,更是台灣台北氤氳的想望。 

    原文刊登於:楊導三作與中華台北 (高志仁) 

    延伸閱讀:我曾侍候過坎城最佳導演──我的楊德昌 (詹正德)


    國家靈魂 / 藝術人文

       

上一篇:台灣小校成本高過哈佛 移至文章頂端 下一篇:逆來順受的中國物語





作者其他文章

金曲獎的台灣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