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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天皇最近表示,他本人要退位,預示可能結束天皇制度。這標誌著日本完全憲政民主,即使虛位的皇室也要廢除。

    天皇權威的極大確立,是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1860年後歷時20年的明治維新運動,對近代日本具有重大影響:一是結束了舊體制,長達六百多年的地方武士割據(幕府制度)被終止,經過近千年的虛君,天皇重獲絕對權威,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二是提出了新思想「脫亞入歐」,脫離以中國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守舊體系,進入歐洲的創新改革之路,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從而使日本成為現代化國家。

    在明治維新的改革中,政治家伊藤博文(首位日本首相)和思想家福澤諭吉,都起到重要作用,他們都主張變革,促使日本走出亞洲,成為工業強國。

    伊藤博文支持中國改革

    作為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了憲法,被稱為憲法之父。日本憲法第一條就規定天皇統治日本,從而結束地方軍閥(武士)割據狀態,使日本成為統一管理的國家。第四條則規定「天皇要根據憲法履行權力」,等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伊藤博文不僅在日本極力促進變革,也支持中國(清朝)發生這種變化。他曾去北京面見光緒皇帝,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革新派。他的主要想法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成為現代國家;用他的話說,由原來的茅草屋,變成石頭房。而中國仍是茅草房,一旦失火,會殃及日本。所以他希望中國也改革,成為石頭房。但他面見光緒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就囚禁了光緒,並追捕康、梁們。可能是慈禧太后聽到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見了光緒,越發擔心日本革新力量與中國的光緒、康梁們聯手,清王朝的舊勢力更會受到威脅。

    當時梁啟超等逃到了北京的駐日使館,但使館沒有得到東京的指示,不知怎樣處理。當時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機立斷,主張營救,並明言,梁啟超「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由此才有梁啟超逃亡日本,躲過一劫。而其他改革六君子等,則被慈禧們斬首處決。

    福澤諭吉的「遠交近攻」

    伊藤博文同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同樣認知到儒家文化的陳舊,西方文明的先進。他創辦了私立慶應大學(跟早稻田大學並列),提出「脫亞入歐」,即日本應脫離亞洲體系,告別中國儒家文化,包括佛教等,走向西方。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知識分子疾呼拒絕儒家和佛教,堅決到要拆毀佛教寺廟、遣散和尚的地步。福澤渝吉甚至提出「絕交論」,即跟中華文化絕交,跟西方文明接軌。

    福澤諭吉對日本的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他尊崇到這種程度:把他的頭像印在了面值一萬元的日幣上。題外話:中國人民幣上印的是毛澤東,台灣是蔣介石等。日本人更看重思想,而華人則仰望權力者。

    福澤諭吉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日本,對中國人也有啟迪。在他提出「脫亞入歐」半個世紀後,中國的思想家魯迅指出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反人性(線裝書字縫裡寫著兩個字:吃人),中國文化界的領軍人物胡適則提出「全盤西化」。一個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一個強烈主張中國要學習西方。但這種認知比福澤渝吉晚了50年!這也是中國比日本的現代化起步晚,並至今在社會制度、道德水準和整體經濟水平等多方面落後於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脫亞入歐」的對與錯

    但日本的明治維新,有對有錯。「脫亞」是對的,「入歐」卻錯了;錯在把德國、法國的思想模式和體制當作了樣板,找錯了老師。日本後來發生侵略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跟納粹德國等結盟成軸心國的情形,跟明治維新找錯樣板有直接關係。

    也就是說,是明治維新中錯誤的一面,孕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後果。因為日本當年找的老師德國和法國,其思想領域、文化傳統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而不是英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是把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視為最高價值。

    當時德國的帝國主義心態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頗被日本知識精英們接受,把它當作是歐洲文明。而日本又正在那個時代把天皇推崇到絕對權威的地位,再加上宣揚武士道精神(群體主義意識,和狂熱宗教情懷結合),就給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文化氛圍。

    拿中國做例子,更可看出德、法兩國群體主義思維的危害;他們的思想先毒化了俄國和日本,最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最損害中國的是日本和俄國。中國八年抗戰(抵抗日本侵略)時間並不是很長,但結果慘重,導致共產黨勢力坐大,在中國建立共產政權,至今半個多世紀,導致無可估量的生命和個人幸福的損失。在全球共產主義崩潰的今天,中國仍是共產專制,這是日本當年侵華造成的最大後遺症。追其源頭,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學習了德國和法國,而不是英國和美國。

    法國開近代暴力的先河

    眾所周知,法國是近代暴力的濫觴。法國大革命以群體名義濫殺無辜,並發明了被托爾斯泰稱之最醜陋殘忍的「斷頭台」。法國大革命和隨後拿破侖的武力征伐殺戮,是現代共產暴力的先河(樣板)。列寧就曾說,蘇維埃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

    而德國這一個國家就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可見在德意志傳統中,有深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狂熱等基因。不要忘記,希特勒是靠選舉上台的,他曾受到德國人的萬眾歡呼,被當作彌賽亞一樣崇拜。

    法國和德國的這種傳統,都跟兩國知識分子有關。法國的盧梭們,德國的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們的理論,都促使和強化了群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們跟英國的洛克(提出個人三大權利)、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之父),美國的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時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權利說)等相比,是群體主義/國家主義意識跟人類自由權利思想的兩端。

    於是,深受法、德影響的日本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明治維新時代,種下了後來軍國主義(反個人主義思想的極端)的惡果。

    共產蘇聯的全面「入侵」

    跟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害相比,俄國更是從思想到文化全面「入侵」、徹底占領,而且至今還繼續在中國作惡。日本入侵給中共提供的是坐大的機會,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共產思想,基本都是從俄國來的。所謂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俄國的共產思想,主要源頭還是法國和德國。

    列寧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貧富、平等至上(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盲目贊美農民等傾向。當時俄國的兩大派知識分子(守舊派和親西方派)大同小異。守舊派強調斯拉夫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其實質是民族主義),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潮(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本質是剝奪個人權利)。這兩大派的代表性人物們,很多都會法語和德語,這是當時俄國知識人的時尚,於是他們從法國和德國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體主義思維,為後來的共產革命提供了思想溫床。

    日本為明治維新找錯老師導致的軍國主義付出了慘敗的巨大代價。但在被美國打敗、接管、指導下,壞事變好事,日本順利地走了一條健康的民主體制的道路,帶來了70多年的和平、自由、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理性。

    今天的日本,在民主體制、經濟繁榮、社會文明、個人道德等諸多方面都是亞洲國家的樣板。所以,對華人世界來說,無論是已經民主的台灣,還是專制的中國,今後的方向,應該從日本那裡得到教訓和經驗,朝向英美的方向,把保護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為思想理論的基石。在這個前提下,真正的民主體制才可能產生。

    原文刊登於:日本天皇和明治維新之弊 (曹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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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視野 / 歷史人文

       
  • 從資金供給過剩、泡沫經濟破滅到現在,日本人「失落12年(1991-2002)」、雖停止惡化5年(2003-2007),卻又損失最慘重3年(2008-2010)。

    經歷了「失去的20年」,安倍晉三上任之初,即提出與美、澳等國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鞏固美日同盟,尋求「普通國家化」,不再主張前任民主黨政府鳩山由紀夫、菅直人內閣的「東亞共同體」,不期許日本「解救」亞洲各國,成為「東洋盟主」,承認自己的有限,優先照顧好自己,這樣子的思路與美國新總統川普若合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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