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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久前,任職教授近30年的老哥從台灣傳來一封短短的簡訊,其內容如下:「你可不可以寫篇教授不適合擔任政府官員的文章?教授就是愛講話,就像一台開關故障只能開不能關的收音機,而且還經常缺乏傾聽的能力。這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遺毒,對這些人而言,學習或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當官,而不是因為好奇或求知慾所致。」

    老哥的說法當然是有點概括性,不見得所有的教授都是如此自我中心,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但之前我也曾聽過老哥的解釋,因為有太多教授是一輩子只在學界打滾,不僅和業界及社會的距離十萬八千里,而且他們與學生的應對向來就是上對下的發號施令。也難怪這一類的學者一旦進了政府單位,好一點的是認真閉門造車、但不懂得如何和人民溝通,壞的則只會大談空洞理論,還動不動在政策失敗時抱怨都是人民太笨太懶了。前者的例子可從一位英全內閣官員身上看到;據老哥的轉述,這位官員相當認真地描述政府的治國藍圖,讓老哥非常欣賞他的宏觀壯志,於是立刻表示這些想法和見解,一定得好好和外界溝通,才能讓民眾對「未知」的將來有所期待,也更會願意忍受一些改革過程中常有的不便或痛苦。可惜這位官員的回答竟是,他們忙著幹活都已經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哪還有閒功夫去對人民解釋半天。至於後者呢,我想強調是,其實不是只有學者有大頭病,許多在政界打滾太久,又沒有直接經過民意洗禮的政務官僚也是一樣自以為是;就好像近日有位政府官員不見中共以商逼政的手段,以「九二共識」為由而縮減中國觀光客來台的事實,竟然把責任概括推托給台灣網友,指控都是他們歧視「陸」客的結果。

    美國19世紀一位恐怖和科幻小說家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曾經說過:「人類最古老和最強烈的情緒是恐懼,而最古老和最強烈的一種恐懼,乃是對未知的恐懼」。洛夫克拉夫特這一番對人性的描述確實精準,根據歷史的經驗,不論是負面還是正面的「未知」,對一般人其實都是相當的情緒負擔。以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一個小故事為例,據說當時前線的德軍對戰敗投降時日不遠已經心裡有數,但因為到底還會拖延多久有「負面未知」,所以士兵們幾乎全都患了嚴重的憂鬱症;然而詭異的是,連即將獲勝心中有譜的前線英軍們,卻也因「正面未知」的壓力,而造成大多數官兵們有相似的憂鬱症。

    對於未知的恐懼,其實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很自然的產物。基本上人類大腦在處理訊息時喜歡「走捷徑」,以免每次碰上任何事都得做全面又詳細的分析;在許多情況下,人們會趨向選擇明顯而好走的路,而非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主因就是理性思考其實既花時間也耗費腦力資源,甚至有時還適得其反。比如說,當我們的老祖宗面前出現了一隻咆哮的大黑熊時,靜下心來做邏輯思考大概沒什麼好處,還不如依本能反應、趕緊爬上大樹逃生比較對。也因此,我們的頭腦喜歡把許多事貼上特定標籤、並分類儲存在「知識庫」內;當一個新的體驗發生時,大腦會按照經驗法則決定如何處理或儲存。然而如果新的狀況太過獨特了,大腦雖然會努力嘗試和過去經驗做比較,但若是這個「未知」和人身安全與生活保障正好又有密切關係時,就可能引發特別的劇烈的「恐懼」,不論這個恐懼有沒有道理。

    前此軍公教的九三遊行能夠動員超過十萬或如主辦者號稱的二十萬人,主因之一應該就是出於對「未知的恐懼」,儘管他們的訴求是否具有正當或公義性,在此不想多談;反正集會遊行和對當權者抗議本來就是天賦人權,尤其是民主國家中更是人民該有的權利。更何況抗爭者若師出無名,而又選擇一次又一次的上街頭,最終頂多是消耗議題的能量,甚至還會惹惱主流民意。當然,人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反彈,蔡政府千萬不可輕忽或輕佻以對;然而,要真正解決台灣所面對的多樣艱難的困境,還是得靠政府腳踏實地與人民溝通和互動,絕不是「史上最會溝通的政府」呼一句口號就能呼攏過去。事實上,正如同老哥的觀察一樣,我本人也認為「溝通」的不善和不足,其實就是小英政府百日執政中最讓人不解或擔心的部份。

    台灣人民當然也很清楚馬政府留下的爛攤子是一籮筐,否則中國國民黨也不會從2014年起就在選舉路上一敗塗地。也因此,當蔡政府必需面對和解決這麼多難題時,如果選民太過急躁要求在百日內有立竿見影的成效未免是強人所難,甚至造成治標不治本的後果。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小英政府和林全閣揆至今的用人原則,若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來形容是一點也不過。姑且不談一些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如第一次司法院正副院長謝文定和林錦芳的提名),蔡政府的用人還是有太多缺乏實務經驗的學者或是舊官僚體系出身的人物,更不用談他們對「溝通」的定義似乎還是停留在「我講你聽」的時代。

    幾年前我也曾撰文批評馬府的幕僚裡,從來就不缺「有課本知識」的博士團;一批大頭病的學者們在碰到問題時,只會找尋最明顯或容易的「解決」辦法,而不是做全盤性的改革。也因此馬府對任何問題和政策不是急就章,就是缺乏通盤的邏輯思考和理性討論,更不用談和人民做真正的溝通。比如說國家財政拮据,錢不夠用了怎麼辦?舉債跟下一代的子孫借錢吧!好比說失業率太高不好看,怎麼辦?叫大家都去做短期工,或者大學畢業生的22K方案把工資壓低。至於經濟不景氣要怎麼辦?叫全民花錢吧,所以有了2009年發行856億消費券,結果「振興」經濟的效果僅達預測值的40% ,連一半都不到!再來是中國阻撓台灣和其他國家簽訂FTA,怎麼辦?簡單,跟中國簽ECFA,對阿共仔卑躬屈膝,就期待大哥會對聽話的小弟高抬貴手了。

    沒錯,蔡英文的執政團隊或許對許多改革的立意良好,而且民進黨畢竟不是由上而下的中國國民黨,然而小英政府不僅有許多艱難的挑戰,也在短時間內已經發動了讓人眼花撩亂的戰局,從不當黨產、司法改革、轉型正義、年金改革、金融整頓,到其他為數不少的公共議題,這麼多改革戰役,基本上都是「未知」的將來。也就是說,若要減輕社會對未知的恐懼,要人民真的願意共體時艱、度過改革的陣痛期,唯一的途徑就是蔡總統一定要徹底實現她所揭櫫「史上最會溝通的政府」的諾言,積極讓台灣人民了解並參與國家未來藍圖的描繪,才能避免台灣人民集體的「綠色憂鬱」。


    原文刊登於:「史上最會溝通的政府」與「綠色憂鬱」 (鄭麗伶)


    公民意識 / 社會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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