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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初德國右翼抗議者與左翼反對抗議的人群走上科隆街頭示威對峙,抗議科隆市中心新年除夕發生的多起性侵犯和搶劫事件。

    9月1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本黨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捩點。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有民意基礎

    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默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默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臺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臺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臺下的冷峻現實。 

    默克爾宣佈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默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裡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默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 

    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默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默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默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導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準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準。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 

    默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

    「默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

    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默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導,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 

    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默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著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

    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土耳其裔)的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席琳·格仁 (Selin Gören) 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席琳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著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席琳同樣的考慮。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 

    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立特里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一向,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 

    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

    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份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份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Germany is Destroying Itself--How we are putting ourselves at risk),通過對一些統計資料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 

    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 

    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份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默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原文刊登於:德國的戲劇:默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 (何清漣)


    公民意識 / 趨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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