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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物件」,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猛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猛對於什麼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猛以記者的身份游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猛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啓蒙的一代人。在楊猛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猛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1989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90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牆上的本領楊猛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80年代與星光點點的2010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猛師法的對象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17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猛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爲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9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猛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73歲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猛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麽中國有那麽多棄嬰?

    書中的19篇報導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路,借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夥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著老鼠、垃圾、臭蟲。楊猛去探訪的時候,只有17嵗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著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30個,也許40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猛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1984」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猛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杰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畫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杰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物件。

    就在楊猛離開6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導: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7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猛訪問過的名叫馮杰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麼,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案,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份子的天職。

    為什麽中國的棄嬰那麽多?

    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爲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氾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甯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澹寫的口吻。

    為什麽中國有那麽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猛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猛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借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30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猛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麽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凶猛」。楊猛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迦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麽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麽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爲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慾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惟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爲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污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麽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臺的垮臺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著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將並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案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禦狀的小白菜那麼幸運,當即被員警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許志永爲《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爲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李田田當眾姦汙,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震、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路,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8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2300元人民幣賠償。本案中誰僱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麼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猛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2300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猛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臺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員警。隨著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煙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是報導是《讚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猛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裡練習四聲部的讚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惟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猛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爲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猛的這篇《讚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

    原文刊登於:強國子民,命若垃圾--楊猛《陌生的中國人》 (余杰)

    延伸閱讀: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華衷《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余杰)


    國際視野 / 社會觸角

       
  • 雖然中國人早已用腳投票,但沒有腳可以投票的,還是有13億。那些沒用腳投票的、沒資源移民的,都是支持中共政權的,懂嗎?這是中國統治者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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