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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賁,1950年出生於蘇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91年獲麻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學和文學理論。父親徐干生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作家。 

    今年一月出版《教育與統治:從國民到公民》,徐賁提到:「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賁寫道。「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本書中,他論證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近日,徐賁教授通過郵件接受採訪,分析了中國當下教育及其影響,以及圍繞知識分子的「沉默的權利」的爭議。 

    問:你本人經歷了「現代民主共和」和「現代極權」兩種不同的教育,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這兩種教育最大區別在哪裡? 

    答:最大的當然是教育課程的區別,也就是教育目標的區別。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善於獨立思考和是非判斷,重權利,盡責任的民主公民,另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一黨統治制度下「又紅又專」的黨民和勞動工具。在美國的民主制度裡,不同層次上的教育課程至少都認同這樣一些目標(是否充分實現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獨立思想、維護個人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尊重和關愛他人、容許或接納不同意見、用說理而不是暴力解決分歧和爭端。 

    在道德原則上,美國學生的是非觀比中國學生清晰,他們尊重常識邏輯,不願意接受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說法。倘若有教師對學生說,過去美國蓄奴是正確的,後來廢奴也是正確的,以前歧視黑人是對的,今天不歧視黑人也是對的。學生肯定會認為老師是在胡說八道。但在中國就不同了,老師對學生說——當然政府也這麼對老百姓說,文革前30年是正確的,否定文革後的30年也是正確的,以前打土豪、均貧富,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財產,搞社會主義公有化,是正確的,現在有人成為億萬富翁,窮的窮,富的富也是正確的。老師這麼說,學生也跟着怎麼說。不但沒有人敢說這是胡說八道,還把它當成正兒八經的「辯證法」和「歷史發展理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把同時接納兩個對立矛盾的想法稱為「雙重思想」(doublethink)。這樣的雙重思想教育在中國非常普遍,在美國是沒有的。 

    問: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華人「自乾五」現象》發於《東網》,作者李宇暉發現「留學生論壇上的民族主義不是一般的激進,對宏觀問題的主流意見遠比大部分國內網站要左得多」。為什麼會這樣?應該不是虛偽或是表裡不一那麼簡單。 

    答:確實不是像「虛偽」或「表裡不一」那麼簡單。既然不簡單,那就請允許我說得仔細一些。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善於「雙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學生的「自乾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雙重思想」一旦在國內訓練成了,到了外國也照樣運轉。「雙重思想」是一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徵是,一個人能同時擁有兩種相互抵觸的想法或兩種相互矛盾的價值觀,能夠說服自己,兩個明明不相容的對立面都是正確的,前30年正確,後30年也正確就是一個例子。 

    正如奧維爾在《1984》裡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制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衝突、相互矛盾的東西,時而用「一分為二」,時而用「辯證統一」灌輸到人們的頭腦裡。認知失調對人造成心理的傷害——失恆、無所適從、焦慮、挫折感、失敗感、自卑、沮喪、不快樂,因此人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恆定。 

    海外華人「自乾五」的認知失調表現在,他們一邊「愛國」(認知),一邊在美國生活(選擇和行為)。要消除這二者之間的失調,有兩種方式。第一改變行為,那就是回國,這是最簡單的,但也是最難的,因為他們並不願意回國。第二是調適認知。正如挪威社會學和政治學家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書中指出的,人的選擇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實際上不想「回國」),在認知上就很難不多不少地精準調適,調適經常會變成「過度調適」(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審查制度裡,執行審查的刊物和出版社會把「自我審查」作為適應性選擇,但經常是過度自我審查。海外華人「自乾五」那種很誇張的愛國也是一種過度調適。 

    問:為什麼他們會表現得更為積極,或是說「誇張」? 

    答:這涉及認知失調的另一個方面。自己出錢的愛國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團的愛國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積極。這個看似奇怪、違反常理的現象可以從下面這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得到解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他們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衷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比較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拿錢少的比拿錢多的更需要認知失調的自我調適,不拿錢的「自乾五」比拿錢的「五毛」更表現出積極熱情。不久前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幫大媽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她們說,唱紅歌是因為熱愛社會主義。有人挖苦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其實這些大媽就是普通百姓,既沒有拿政府津貼,也不是來執行組織任務的。試想,如果她們唱紅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費旅美的組織活動,唱歌是她們的工作任務,那麼,她們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務。唱歌並不一定需要用真誠熱愛社會主義的動機來解釋。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乾五」那樣,自己掏錢買機票、食宿自理,還把有限的旅遊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的奇怪行為。 

    問:如今不少中國家長因擔憂國內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國,你認為這可以擺脫中國教育的影響嗎? 

    答:這就要看每個學生自己了。他們有可能步海外華人「自乾五」的後塵,但也並非一定如此。許多出國學習的人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有機會接觸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人的尊嚴,公民權利和人權觀念,親眼目睹民主社會的現實。他們會看到,正如研究東歐歷史的美國學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與朱特(Tony Judt)對談的《思慮20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說,對於充滿苦難和不幸的20世紀來說,民主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這就已經是擺脫極權教育的影響了。 

    問:你曾為你的父親編過一本文集《復歸的素人》。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親經歷過民國和新中國兩個時代的教育,並對文革教育悲憤難抑,乃至於到了晚年復歸寫古體詩。你如何看? 

    答:我父親的那本書裡有一篇《奴性評議》,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國人無法擺脫的厄運。我並不贊同我父親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與他自己長達幾十年的不幸遭遇有關,也是他在晚年對自己的一種剖析。在學校裡,他最愛護、最欣賞的學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厲害的。他教書教了一輩子,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除了無可奈何,沒有其他應對的辦法。他那本書裡還有一篇是談黨國語言之毒害的,裡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國語文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Language of theThird Reich)中分析的納粹語言。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戰後德國建立了與納粹極權統治全然不同的政治體制,這是消除納粹教育影響的最根本條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響,還不具備類似的充分條件。消除文革教育影響首先需要認清文革的罪惡,對文革做徹底的反思,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原文刊登於:徐賁:中國教育如何培養自乾五 (羅四鴒)  


    公民意識 / 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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