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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示:一級警司吳幼明)

    曾經因為沒有完成交警罰款任務,領導要扣錢,一級警司吳幼明寫下《交警為什麼都熱愛罰款》實名披露到網上,引發轟動。這是10年前的事情,誰也沒想到,吳幼明又突然成了‌‌「網紅‌‌」。今年5月,人大碩士《雷洋死亡事件》後,吳幼明回憶當年‌‌「抓嫖‌‌」的文章被廣泛轉載,他也接受採訪再度回憶當年的從警經歷。 

    一級警司吳幼明所作所為被人稱作‌‌「體制裡的行為藝術‌‌」,他將體制內的潛規則公佈到網上,每一步都嘗試去觸碰底線,他說自己要去試一下體制的彈性在哪裡。 

    最終的結果並不出人意料,吳幼明被辭退了。回應全國政協常委任玉嶺反映公安截訪問題的提案,寫了《基層民警向兩會進一言:政府行為中應該禁止截訪行為》一文。‌‌「兩會‌‌」結束當天,他就接到了辭退通知。吳幼明知道自己是碰到底線了。 

    不過,這已是9年前的事了。2007年3月,吳幼明接到辭退通知,原因是所辦民刊《水沫》被認定為非法刊物,而這本文學雜誌曾在當地被當作正面典型廣泛宣傳過。被辭退後15天,吳幼明跟妻子周麗從湖北黃石到北京宋莊,過上了‌‌「無所事事‌‌」的藝術家日子,遠離了體制。 

    吳幼明被辭退後,自費印刷了25萬字的《從警十三年》非虛構敘事著作,回憶了自己做城管、巡警、民警、交警的職業生涯,裡面記錄了他‌‌「抓嫖‌‌」‌‌「刑訊逼供‌‌」的經歷,以及他個人的反思,每一篇都直指公安的弊病。出版社覺得內容特別好,但都怕風險不敢出版。《雷洋死亡事件》後,不斷有人加他微信要求買書,書很快賣完,需要再版。 

    媒體人石扉客在其個人公號透露,他曾給《從警十三年》寫序《維穩年代的警隊紀實,文藝警察的沐火記憶》,想發在一個專欄上,但被編輯壓了下來,後來發到個人公號上,不久公號被封了。 

    近些年,不斷有人從體制內離開,但始終沒有人像吳幼明一樣實名記錄下曾經的經歷,尤其是警察。 

    吳幼明從1994年參警,到2007年被辭退,他自稱這是一個不斷自我覺醒的過程,也是一個抗拒環境對自己體制化的過程 

    20歲出頭的吳幼明特別盲從,參警是父親的意願,覺得公務員福利好。入職後,領導讓做什麼就做什麼。領導打電話要見一個黑社會頭子,對方拒絕了,後來這人被強制抓了,吳幼明拿著警棍劈頭蓋臉地打。也曾因為‌‌「抓嫖‌‌」罰款罰得多成為了‌‌「骨幹‌‌」。 

    轉折發生在1996年,吳幼明跟人在湖北師範學院合開了‌‌「水沫書屋‌‌」,在校園裡貼宣傳海報,在80年代末那場政治風波後,校園成為了敏感地帶。吳幼明被認為‌‌「政治上不成熟‌‌」,工作被調離。4年後,他辦了文學刊物《水沫》,給文化圈、藝術圈的名人寄雜誌,結識了不少名人,他們讓吳幼明在權利意識上開始覺醒。 

    在被調到交警隊後,吳幼明開始不願意完成罰款任務,他認為‌‌「這是對弱者的剝奪‌‌」。他們在會上通知過哪些車牌號不能開罰單,即便開了最後也會找到支隊長簽字作廢,有能力的人罰不了,罰的都是無權無勢的人 

    不服扣錢,吳幼明問領導要收據,準備找上級部門投訴,國家明確禁止給交警下達罰款任務。吳幼明試圖在體制內部解決問題,但最終他發現根本解決不了。吳幼明開始在網上寫文章,披露體制內的弊端,網友給他發短信、打電話表示支持,在體制外,吳幼明獲得了支持。 

    吳幼明說自己的同事們在體制內都很分裂,有幾個同事‌‌「瘋了‌‌」,只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況下慢慢妥協了,‌‌「離開體制需要勇氣‌‌」。 

    吳幼明在抗拒環境對自己體制化的過程中反而獲得了勇氣。父母曾擔心吳幼明太過書生氣,離開安穩的體制無法生存。被辭退後,母親抱著吳幼明大哭一場。吳幼明和妻子到宋莊時曾協定,3年內如果沒有收入來源,花光積蓄就回老家。沒多久,一位南京的交警買了他們的第一幅畫,在宋莊的日子這樣一過就是9年。 

    被扣錢向領導索要發票 

    記者:最近因為《雷洋案》,你又火了一把。 

    吳幼明:很多微信公眾號轉發我以前寫的帖子,很多人把這些轉給我,很多都是我不認識的人。 

    記者:有個公號提到了你寫自費印刷的《從警十三年》,這本書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的? 

    吳幼明:2005年底2006年初開始寫的。我寫了兩萬字以後,開始在《天涯》實名連載,但在天涯發了不長時間,他們就把我的帖子鎖了,不能跟帖。我第一篇寫的《黑社會的逃兵》,寫的做城管時的事。 

    寫這本書有一些契機,我在交警隊時,領導定的有罰款任務,我完不成他要扣我的百分考勤。百分考勤說是獎金也行,說補助也行,是對交警工作量的一個考核。當時規定的罰款是每月九千塊,完不成就按比例扣。 

    剛開始扣的時候我也沒找他,扣了半年,領導覺得扣錢對我沒有反應,我影響了大隊罰款任務的積極性,他覺得對我沒有辦法了,把我調到交管科,這相當於調進了機關,是個肥缺,普通民警可能向領導行賄個四五萬也進不了交管科 

    進交管科都得有背景或者有實力的人,領導把我調過去在交警隊引起了轟動,有人投訴我說,他每個月在路面罰款好幾萬,吳幼明不罰款居然進了交管科,太不公平了這個世界。領導不可能把我安排在交管科辦公室,因為這裡會有人行賄送禮,把我安排去做路面設施管理,每天帶著一幫工人出去,他們刷斑馬線,我在旁邊維護交通秩序就行了,很清閒。別人覺得自己種瓜得豆,而我是種豆得瓜了,這影響了整個交警隊的生態平衡。 

    關鍵在於,我去了交管科沒有對領導感激涕零,相反去找我們大隊長說,你看半年時間扣了我800多塊,你應該把這個錢還給我,不還也可以,給我一張收據,我要去投訴你。領導很無語,見了我就跑,我也不是追著領導跑的人,我就給政治處寫行政覆議的法律文書,要求他們告訴我是什麼事,不能回避我。支隊長、政委、政治處主任、紀委書記統統在辦公室圍著我說,怎麼不應該啊。 

    我們交管科科長私下跟我說,800多塊錢算個屁,讓我現在去開張吃喝的發票,給我報銷。我當然不同意,說一碼事是一碼事。他們沒有處理這個事的經驗,也沒有見過我這樣的人,他們習慣了利用潛規則去解決。如果把錢退給我,那所有人都可以不完成罰款任務了,體制的獎懲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當時整個公安局都是非常不規範的,經常突然宣佈因為某個敏感事件我們要放棄休假,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剝奪我們休息的權利,事後也沒有補休或者獎金,香港的警察都有休息的權利,我們領導還振振有詞,說警察不受《勞動法》保護,去告沒有用,勞動仲裁部門不會受理。這種時候我偏偏要提出質疑。 

    記者:你的這種行事方式跟性格有關係嗎?或者為什麼會跟體制內的人行事不一樣? 

    吳幼明:我剛參警是20歲,很盲從,領導叫我朝東我必須朝東,隨著年齡的增長,通過閱讀、結交人、辦雜誌,會瞭解各種思想,別的人的生活方式在不斷衝擊你,你會反過頭來看,做一個走狗是徹底沒有個人意志的。2005年我都31歲了,古人說三十而立,得有自己的方向、獨立思考和自己的生活了,如果再像20歲的小孩一樣是不能原諒自己的。 

    ‌‌「有人說他哥是檢察院的,我就拿警棍狂打‌‌」 

    記者:你身邊的同事跟你一樣嗎? 

    吳幼明:他們是分裂的,他們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不高興,不願意做一個罰款機,也會有很多抱怨,但是他們會想到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挑戰這個體制。挑戰這個體制的結局就是你會死得很慘,會丟飯碗,他們會缺乏這個勇氣。體制內覺得自己有能力的人會辭職,你看辭職的人多了。 

    辭職的人那麼多,但沒有一個人去寫職業生涯,因為體制內有太多的潛規則,即便願意離開那個地,他們也覺得不能說出來,說出來可能就會受到體制的報復。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必須得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如果想說什麼東西,永遠不讓你說,你可能放棄了作為一個人的責任。當然這個責任是自我對自我的要求,人家可以放棄,可以覺得上班領導讓我幹嘛就幹嘛,下班打打麻將、喝喝酒,也是挺好的一個事。 

    體制對人有巨大的傷害,我書裡寫了有4個同事成了精神病人,有個是我巡警隊的同事,當時沒瘋,到交警隊時瘋了,另一個到派出所瘋了,跟領導說去了趟九華山想出家當和尚,喝了酒從5樓跳下去沒死,後來給辦了病退。 

    體制內的人很容易爆發,我有個體制內的朋友,在派出所時說民警對他態度很差,你對我耍流氓,我也對你們耍流氓,等你們下班了等著什麼的,結果民警上來就打,小宇宙爆發了一樣。當時我也是這樣的,我抓吸毒的,有人說他哥是檢察院的,你給我等著,我就拿警棍狂打。當時我帶隊,見我都打了,旁邊聯防隊員能不打嗎,劈頭蓋臉的,混亂中我都挨了一警棍。‌‌「抓嫖‌‌」時有任務,嫖客不承認就直接用手銬吊起來,懶得跟你廢話,然後用電擊。 

    記者:你反抗體制的勇氣來自哪裡? 

    吳幼明:我的閱讀和思考讓我去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不想做一個太分裂的人,我已經意識到不能天天活在這種無聊的生活裡,去接受領導的罰款任務,而這個罰款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行為,比如說有背景的人你罰不了,你給他開了罰單,回頭領導一簽字就作廢了,有錢有勢的人闖紅燈跟沒闖一樣,黃石前一百號的車是免於交警處罰的,這是我們內部的潛規則,罰得都是公交司機、貨車司機,底層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這種做法在我看來,完全屬於權力對於底層的一種剝削。罰款是全世界通用的有效管理手段,不能否認罰款的意義,但要有一個公平的執法環境,到了中國就變成了淩弱的東西,強權永遠不受約束 

    我1999年調到交警,到了2003年開始特別反感這種東西,覺得太沒有意義了。當時思想覺醒了但還沒有開始行動,已經開始消極怠工了,對罰款不積極。 

    記者:你的行為有效果嗎? 

    吳幼明:還是有效的,好過不提出來。我們整個大隊有50多人,每個月罰款只有28萬,太少了,別的大隊30多個人,每月能罰80、90萬,這個體制是靠罰款運行的。我領導不敢扣我的錢,也不敢扣其他同事的錢,所有同事都很高興,他們也不想罰款,因為你罰人家別人會罵你。 

    體制內有非常多的隨意性 

    記者:罰款交警有提成嗎? 

    吳幼明:1999年我剛調到交警隊的時候沒有提成,後來換了一個領導他就給提成,鼓勵你多罰,開始給10%,一個人一個月罰5萬塊,他能拿5千塊,太高了,就給5%。後來管理越來越規範,就不給提成了,不給提成交警就沒有罰款積極性。 

    記者:罰款需要上繳國家嗎? 

    吳幼明:理論上需要,但實際上我們的財務制度是,財政局跟交警隊分成,具體比例我不知道,交警隊留了很大一部分歸自己用。有一年財政局就想讓交警隊把所有罰款上繳,有需要用錢的地方再打報告,那樣公款旅遊吃喝就走不了這條路,結果領導為了對抗財政局,弄了一個人性化執法,違章不罰款,寫了一個通知單,讓保證以後不違法。理論上這個通知單給你相當於罰你,但實際上沒有上網,有人拿一百張單子也不會罰款。 

    財政局每個月20號都會核實交警隊的罰款,連以前的1%都不到,結果不到半年,財政局又恢復了罰錢按比例分。 

    行政太隨意了,隨意到什麼程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書裡寫的,當時摩托車駕駛人不戴頭盔,國家規定罰5塊,對交警來說,5塊錢沒有什麼意義,領導就直接把罰款變成200,按什麼重大交通安全隱患的名義罰,還讓別人寫檢討,哪一條法律規定違章駕駛員必須寫檢討? 

    體制內有非常非常多的隨意性,利用彼此的資訊不對稱,體制內有好多的創造,比如我在巡警隊‌‌「抓嫖‌‌」,當時‌‌「嫖娼‌‌」規定罰款5000塊,我們就直接跟那個男的說你交10000,讓那個小姐給你寫個5000塊的借條。你不給可以,不給就拘留15天,你去那裡講理去。90年代的法律不像現在,又沒有網路,也沒有那麼多媒體。那時公安的權力大到什麼程度比如我看你不順眼,直接可以把你帶到派出所,直接寫一個審批,某某某最近出手闊綽,老在餐館吃飯,又沒有合法收入來源,懷疑有盜竊嫌疑,所長簽字就可以把人關進去。 

    當時有一個人被民警關進去了,然後民警把案件放在抽屜裡忘記了。看守所的人今天這個被提審,明天那個被提審,這個人跟常青樹一樣呆在看守所裡不走,關了十幾個月也沒有人問他,後來有人問這個民警,他翻抽屜才發現人是他送進去的,為什麼送進去忘了。 

    那時候我們跟人吵架,對方再囉嗦兩句直接關進去,先關上個月再說。本地有個黑社會,跟我們所長關係很好,所裡過年沒有錢,領導給他打電話,送點錢來發工資,這都是潛規則。後來我們新調了一個指導員,我也是新調去的,指導員給黑社會頭頭打電話,讓他去派出所一趟,這人覺得跟所長熟悉,說沒時間去。我們領導一聽,直接去銬了起來,拖著就走,拿警棍一頓暴打。 

    記者:你20多歲的時候還做過業務骨幹,這是表明你曾積極去融入體制嗎? 

    吳幼明:在巡警隊時還不算積極,調到肖鋪鄉派出所後也不積極,到了老下陸派出所就比較積極了。 

    老下陸派出所民警和領導發生了矛盾,他們覺得領導一個月定4、5千塊的罰款任務太高了,完不成,直接按兵不動,說就不罰款,要扣錢就扣,總不能把所有錢都扣光。領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從別的派出所抽調3個人過去,把鯰魚放在沙丁魚裡攪動,我們新去的不知情,有罰款任務就得想辦法完成,我一完成了就成了業務骨幹。真是在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莫名其妙當了骨幹。 

    記者:你把給黃石市公安局長的信放在網上後對你的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吳幼明:我沒想過發到網上會有這樣的一個反響,一時間帖遍了所有網站。第二天領導找我談話了,很荒誕,他們都不知道我寫的是什麼帖子,連帖子都沒看,他們關心的是我說的是不是當時的工作,我說不是,是關於交警的。當時領導也不知道我發了什麼,他不上網,只是上面領導讓他找我談話,他就奉命找我談話,一聽是關於交警的事,就很高興,一下子放鬆了。 

    大家都認為我會有麻煩,但其實一點麻煩都沒有,媒體採訪我時都大吃一驚,怎麼可能一點麻煩都沒有。大概因為我在帖子裡寫的那些事大家都沒法否認,所以整個黃石公安局都是沉默的。 

    記者:這件事鼓舞了你繼續在網上發帖? 

    吳幼明:對,大家的轉帖支持讓我產生了想法,原來體制是那麼的不透明,我寫那麼一點東西就能引發那麼大的關注,那我是不是有義務繼續向大家公開政府的行為,去為推動體制的透明盡自己的力量。我開始在《天涯》上寫連載文章,一個月後就被封帖了。那時我也停了,不是說不讓我連載我馬上換個地方,我覺得再等等。過了一段時間我寫了戶口問題。 

    ‌‌「體制可以不敞開,但我要給你敞開‌‌」 

    記者:你在不斷試探這個體制底線的時候,想過後果嗎? 

    吳幼明:我做好了被辭退的準備。如果連辭退都沒有想過,只能用「二百五」來形容了,但具體什麼時候被辭退我肯定不知道。這麼發展下去,肯定被辭退,因為格格不入了。 

    不過那個時候我已經有意願主動去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不對體制有什麼留戀,愛咋地就咋地,要辭退就辭退吧。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束縛在一個單位裡面,束縛在一個工作裡面,可以做一些創造性的東西,或者也可以無所事事,就是消磨光陰,可能會貧窮一點,但你的身心可以達到別的程度的自由。自由是很昂貴的,需要付出代價,我願意付出砸飯碗的代價,不想成為一個圈裡養的豬,或者農民養的雞,趁著年輕,還有活力的時候去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 

    2000年辦雜誌的時候這種意識就開始覺醒了,辦雜誌過程中需要尋找稿件,接觸各種人,與不同人聊天,不同的價值觀衝擊著我,不同的生活方式衝擊著我,人是可以體驗多種形式的生活形式,就是不要在公安局這種高度壓制、半軍事化的單位做非常反人類的事 

    我試圖在體制內實現我個人的言論自由,我不能瞎說,瞎說沒有意義,我說要讓這個體制變得透明,需要把我做了什麼全部告訴你,包括警察打人罵我沒有道德優勢,我是從一個怎麼樣的人逐漸覺醒。我覺得你(體制)可以不敞開,但是我要給你敞開,你怎麼對我,那是你的事。 

    記者:所以有人把你的行為稱為‌‌「體制內的行為藝術‌‌」。 

    吳幼明:德國藝術家博伊斯(Joseph Beuys)說過,人人都是藝術家,社會是我們共同的雕塑。 

    記者:你覺得個人有能力跟體制博弈嗎? 

    吳幼明:不可為而為之。其實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一個人不可能改變體制,但是所有人都在說自己無能為力時,是不是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我為什麼不能現身說法?我得去試那個底線在哪裡,彈性在哪裡。 

    原文刊登於:他是如何抗拒自己被體制化的 (葉宇婷)

    體制內正義力量的良心覺醒——一個中國警察的反省 (牟傳珩)

     

     


    公民意識 / 真劍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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