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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哀帝這八年,台灣社會就像陷入一場鬼壓床一般的夢魘中,逐步甦醒之後,才發現這八年,台灣宛如「阻止地球轉」般原地踏步,徒讓各項改革契機延宕,而招致未來的各項改革,更加舉步維艱。 

    馬哀帝此種貨色,可以亂台8年,台灣的惡質媒體可說是「居功闕偉」,尤其是拜傳播幅圓最為立即且廣泛的電子電視媒體之賜。此些媒體藉由妖魔化陳水扁總統一家,間接產生對本土聲音的根本性壓抑,並間接把馬草包墊高成英明神武萬民期盼的清廉馬騜,讓台灣社會陷入集體性的瘋狂反智中。同時,隨著當年媒體寵兒馬騜,果然如預期般的風光上台之後,台灣政治人物便如獲得天啟一般,萬事唯「恐龍低劣媒體」所報導呈現的形象是問,進一步招致台灣政治人物的日趨保守化,以及看媒體風向,以便進行政治秀的露出跟版面搏取。至此,電視新聞所再現的「民意」喜好,是否為真實的「民意」呈現,早已無關宏旨,反正假「民眾」之名,進行新聞選材與選擇性報導,早已讓台灣媒體成了必贏的政治莊家。 

    事實上,台灣主流傳播媒體,在威權年代是國民黨政府威權喉舌傳聲筒,經過黨外到當年在野民進黨人以各種「地下」媒體進行挑戰之後,台灣威權媒體結構的轉型,主要是依循著「市場開放」的鬆綁跟自由化邏輯為表現的轉型路徑。於是,許多前威權喉舌的媒體人,便趁機轉進百家爭鳴年代中的新興媒體之中,繼續扮演著新聞媒體人的角色。儘管,台灣新聞傳播學界跟文化人,長年倡議媒體改革之必要,但台灣媒體改革的成效與推展,依舊相當有限。就這樣,當年阿扁上台之後,雖曾想進行媒體改革,但最後成效僅止於形式上的「黨政軍退出媒體」,但卻無法重構一套電子媒體的新規範。 

    此外,中國國民黨也唯恐阿扁任內的行政院新聞局此一媒體主管機關,可能扮演起國民黨掌權時期的媒體干預的黑手工具,後來便透由「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獨立機關的設置,將媒體治理權限委交「專家」,美其名建構專家治理,實則剝奪阿扁政府旗下新聞局可能的媒體干預。於是,第一線深受恐龍電子電視媒體荼毒的受眾公民,也就在台灣少數幾次媒體改革過程中,持續被當成無涉的化外之民。 

    再者,當台灣威權轉型過程中,許多轉型的路徑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開放的思潮契合,採取最簡單的市場開放,似乎有其理論正當性;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遂淪為形式上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以此嘗試一筆勾消過往的威權制度下的不義,忘卻威權殘餘可能在市場開放過程中,重新粉刷跟包裝後上市,並繼續發揮著扯民主轉型後腿的現象。由於欠缺如前東歐國家捷克的轉型正義—包括對媒體的「除垢」(lustration)過程,讓中國國民黨威權意識型態不僅繼續頑存,更幻化成各種看似無毒中立或歡樂的意識型態—如「藍綠一樣爛」、「中立理性的中間選民」、「政治髒髒」…等等。 

    有趣的是,當年陳水扁政府嘗試對台灣恐龍媒體生態提出改革之議時,中國國民黨的智庫—「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也嘗試重新將國人慣稱的「第四權」的說法進行批判性的梳理,並告誡國人習稱之「第四權」說法乃由「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 theory)的源起誤譯所得,因而「新聞自由」(freedom ofpress)乃一項「權利」(right),而非政府授予的「權力」(power) 。經由此種歷史性的耙梳,「新聞自由」成了被賦予且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非屬於政府體制內派生的「權力」。 

    畢竟,若媒體真是如同政府體制「權力」所派生而成的「第四權」,則政府干預將成了相當合理且正當之事,但若將新聞自由作為一種「權利」,則政府干預則將會令人起疑。於是,台灣電子新聞媒體秩序的改革,便宛如陷入一個難題:道德性的「媒體自律」與「政府他律」的二元對立之中。然而,前者通常淪為媒體新聞人的良心,但由於台灣媒體人的良心又常會躲在「觀眾愛看」(以收視率為評判)的背後,導致良心常常難尋。至於後者,則容易讓人心生政府可能不當介入以干預媒體報導,重蹈威權時期的經驗印象。 

    事實上,以新自由主義旋律高唱去管制化與市場化的經濟全球化,這幾年已經受到嚴重的批判,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更嚐言,鬆綁與「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並非意味著沒有管制,而是要重構一套更加有彈性和效率的「再管制(re-regulation)」措施規範。再者,隨著以「治理」(governance)的角度重新切入,慣性的以市場為依歸,亦或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管治思維,早已非「再管制」規範與措施的唯一想像。「治理」的規範想像,是可以同時納進民間與官方的角色,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再管制」遊戲規則。 

    基於此,新的媒體改造的再管制想像藍圖中,若能將政府的角色限縮於媒體市場秩序的程序性管控審核,然後,讓媒體記者與媒體業者等媒體產業主要的構成行動主體,在媒體市場秩序治理規範中擁有一定的角色扮演,或許便能讓我們跳脫出對於媒體改造中的兩難:「媒體自律」與「政府他律」。對此項媒體改造社會化的藍圖,請詳見筆者多年前的舊文(文後延伸閱讀) 。 

    過去,馬哀帝威權復辟得以成功,實乃拜台灣的惡質電子新聞媒體之賜。好不容易,隨著馬哀帝的治理無能,再加上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草包程度已無法再用電視媒體包裝進行塗脂擦粉為矇騙,但低劣的電視媒體,從最近的各種灑狗血報導中,似乎毫無任何改善跡象。於是,電視新聞媒體這個台灣政治必贏的莊家,是否又會在台灣亟需各項大刀闊斧的改革當口,究竟會扮演公民監督政府的媒介工具,還是反發揮扯改革後腿的效果,實是令人擔憂。 

    既然,蔡英文政府面對馬政府各項沈重的爛攤子得收拾善後,且新政府又必須在短期內振衰起弊,再造台灣的經濟與民主,讓酸性體質的公民有感,那「電視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公民與政府溝通重要的工具與媒介,是否我們能重新認真地想想「媒體改造」作為未來新政府優先議程之必要性與迫切性呢? 

    原文刊登於:對「媒體改革」的微小期盼? (新一)

    延伸閱讀:

    《讓我們重新補課(上)》

    《讓我們重新補課(中)》

    《讓我們重新補課(下)》

     


    第四權 / 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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