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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漢堡民族學博物館(Museumfür Völkerkunde Hamburg)流亡主題展中的長平照片

    兩周前的一個深夜,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起床摸黑到後院,小心翼翼地端回一小盆鬱金香草。然後,我找出老虎鉗和鐵絲,在花盆上繞了一個吊架,再把它端回後院,掛到高高的柵欄上。

    回到書桌前,我打開電腦,給美國的一個精通園藝的朋友寫郵件,詢問她怎樣救活那被松鼠吃掉半個莖塊的鬱金香,怎樣讓它不再成為來訪的小動物或鳥兒的口中美味。

    這是女兒從學校課堂上帶回的小盆栽。她含着眼淚,將受傷的花苗藏到玻璃書櫃裏,細心地給它澆水,並為沒有照顧好它而向它道歉。我感到萬分心疼。

    我擔心鬱金香在玻璃櫃無法生存,所以出此下策。同時我想起來,妹妹上中學時住校,有一天發現父親站在教室窗外,她連忙出去,看見父親捧着一盆花。原來是妹妹種的花開了,父親擔心等她周末回家時,花期已過,於是為她送到學校。妹妹說,眾目睽睽之下,她非常尷尬。我也覺得父親好誇張。今天我才明白,誇張到可笑的愛,將在每一個父母身上重覆。

    這樣的故事似乎與身份無關,也是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女兒出生以後,為了多一些時間陪她成長,我從去辦公室改為在家工作,也減少了很多外出活動,甚至放棄了一些寫作和出版的機會,和家人一道,整天為她的吃飯、睡覺、玩耍和上學操心。我閱讀了成堆的育兒書籍,寫下了大量的育兒筆記。

    不過的確有一個「長平的身份」,在我和女兒的人生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長平是一個時事評論作家,長期寫作批評專制政治的文章,因此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工作,並被禁止在那裏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

    他前往香港創辦新的刊物,卻被香港政府拒發工作簽證。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他輾轉於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半年之內,僅有兩次機會,托人捎帶女兒出境,得以見面。不到兩歲的女兒,彷彿亦知見面不易,每次告別都撕心裂肺地大哭,令他/我心如刀絞。最後,一家人終於在德國團聚。

    育兒也是政治

    女兒三歲的時候,剛剛識得幾個中文字,就發現爸爸至少有兩個名字,覺得非常有趣,常以不同的名字高聲喚我。她每叫一次,我都會警醒一下。那時,我是香港時事雜誌《陽光時務》的主編,為每一期雜誌寫卷首語。

    有一次,女兒翻開雜誌,指着我的名字問:「長平,你寫的是什麽?」她以為每一篇文字寫的都是有趣的童話故事,於是我就編一個故事敷衍她。就像每一次發現我不認真給她讀書時一樣,她指著文章的開頭說:「停!從這裏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和很多家長想象的不一樣,政治對孩子們來說,並不那麽難以理解,而且也無法迴避。女權主義者說,個人即政治。她們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伴侶關係。其實,親子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怎樣和孩子們相處?怎樣利用家長的權力?如何看待暴力與懲罰?怎樣實踐性別平等?用什麽樣的道理來向他/她們解釋這個世界,又用什麽樣的價值觀來評判對錯?

    和所有孩子一樣,女兒常常像一個提問機器。她會問:為什麽100塊石頭加100塊石頭等於200塊石頭,而不是一座房子?也會問:既然地球的熱來自太陽,為什麽離太陽越近的地方(雲層以外)會越冷?

    還會問:為什麽現在沒有國王了?為什麽會有人睡在街頭?為什麽有的地方一直在打仗?……我沒有理由認為,前面的問題(數學和物理)代表了她正當的好奇心,後面的問題(政治)則要「等你長大了以後自然會明白」。我看見太多的大人不明事理,因此知道所謂「自然」並不存在。

    我當然了解,很多人尤其是當下的中國人,對政治懷著深刻的恐懼,因此竭盡全力讓孩子遠離政治。恐懼讓人感到羞恥,尤其是追求體面生活的中上階層。因此他們說,不是恐懼而是厭惡,因為政治充滿爾虞我詐。他們何嘗不知,天下七十二行,哪一行又不是良莠並存呢?再說,他們不會因為自己不喜歡數學,就反對孩子去鑽研吧?

    和科學、藝術與體育一樣,政治是孩子應該了解的常識。

    我對女兒有問必答,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向她解釋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問題,也把社會關懷及公平正義等政治原則帶入她的日常生活。但是,正如學數學的孩子未必成為數學家,女兒目前對科學技術更感興趣,聽了一百多張《Wieso Weshalb Warum》(德語,三個詞是不同角度的「為什麽」,相當於中文「十萬個為什麽」)系列碟片,也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

    爺爺的壽宴

    我想帶女兒去一趟漢堡。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的一面牆上,掛着我的照片。照片旁邊掛著一位作家對我的訪談,主題是流亡生活。其中我多次談到女兒。在為這個展覽做的兩場開幕演講中,我都引用了女兒的話。

    我坦然接受為了自由寫作而流亡的命運,正如宋代詩人陸遊所說:「青山是處可埋骨,白髮向人羞折腰。」但是,女兒何辜受牽連?

    有一天,五歲的女兒問我:「別的(來自中國的)小朋友可以回中國,為什麽我不可以呢?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麽事呢?」她意識到這是一種懲罰,也意識到它的不義,但是不明白為什麽。

    女兒常說:「我應該回去看看外婆,她已經很老了。」她總是對小朋友說:「我也有爺爺奶奶,他們在中國。」去年,我終於安排她和爺爺、奶奶及外婆見了一次面。出發前,我拿爺爺奶奶的照片給她看,她根本不認識。因此,我對父母打預防針說,在她眼裏,你們其實是陌生人。

    沒有想到,一見面,她就撲到爺爺奶奶和外婆的懷裏,異常親熱。那幾天,她感到特別幸福。我相信,爺爺奶奶和外婆的相貌,於她仍是陌生。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也有爺爺奶奶,而他們就是。我見證了心理需求和關係建構的驚人力量。

    一個多月前,我就向女兒預告,爺爺的七十歲生日快到了,將有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做好通過視頻祝壽的準備。這一天終於到了,我卻對女兒閉口不提。因為我發表了一篇評論中共權力鬥爭的文章,國內的家人和親屬遭到警方的騷擾,我不得不和他們切斷聯係。

    沒想到,父親壽宴當天,警察上門拘捕了我的一些家人,理由是他們回鄉祭祖失火燒毀山林。然而,警方將他們當作人質,要求我撤銷文章。為了保護家人,我聲明進一步切斷聯係。警方也強迫我的家人發表聲明,稱「全家人對他(長平)感到非常失望」。

    女兒又一次和我談到了爺爺,我心裏充滿了酸楚。也許我可以從漢堡民族學博物館的展覽開始,向她解釋更多的政治。

    「你做什麽工作?」

    我更需要勇氣去處理的,是家庭之外的社會關係。大多海外華人,同樣對中國政治充滿恐懼,甚至更加恐懼。他們珍惜來之不易的自由的方式,就是對中國政府剝奪人權、壓制自由不聞不問。更加可悲的是,一群華人相聚,被中共宣傳浸染的「愛國」是默認的政治立場。 

    不少來自中國的華人,保留著不顧隱私刨根問底的習慣:「你做什麼工作?」「呃,文字工作。」「哇,作家啊?寫什麼的?發表在哪裡?用真名還是筆名?我們能不能拜讀一下?」「嗯……通常寫點時事評論,發表在……」

    事先不明身份的交談,往往是遇到了女兒同學或小夥伴的家長。我不會說謊,但是為了避免難堪與衝突,我下意識地與「長平的身份」保持距離。這讓我感到羞愧。 

    當然,海外華人並非真的那麼「愛國」,很多人對中共政權都有無盡的抱怨甚至詛咒。但是,「異議作家」仍然是一個被污名化的標籤,它讓很多人感到不安。

    我不會因此而自我審查。這也是我允諾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親愛的家長們,你們還在聽我說嗎?我希望「長平的身份」沒有讓你們感到難堪。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政治動物。「遠離政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作為。正是這樣的政治作為,讓壞的政治得以延續。

    我不會期待所有的孩子都成為政治家,正如他們不會都成為數學家一樣。但是,我期待他們能夠快樂地學習政治和參與政治,就像我們不會因熱愛數學而感到恐懼一樣。

    「長平,你寫的是什麽?」女兒的詢問,一直在鞭策著我。我會鼓勵長平寫得更多更好,讓女兒為他感到自豪。

    原文刊登於:請別害怕給孩子解釋政治 (2016-04-08 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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