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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較於對傳統正義的追求,轉型正義幾乎是全新的概念,要等到戰後盟軍面對大量納粹政權的執行者與合作者,才逐漸成為一個橫跨歷史、文化、政治、法律,乃至於國際政治的現代課題。然而時至今日,轉型正義仍然口號多於理論,實踐上隨處可見充滿爭議的法律,制定者往往自我感覺良好,而法律亟欲療癒的社會卻仍然充滿憤恨與不滿。

    例如戰後的《紐倫堡大審》,可算是尋找轉型正義的第一個企圖,但仍被不少學者批評為「勝利者的正義」。多年之後對納粹劊子手艾克曼的拘捕與審判過程更是有很大的瑕疵,甚至連最後 的死刑執行都出現人道上的質疑,獄方故意以短繩吊死艾克曼,讓他在沒有失去知覺的情況下慢慢窒息而死,顯然已溢出轉型正義所揭櫫的理想。

    另一方面,也可能遷就現實,刻意模糊犯罪者的責任歸屬,用鋸箭法療傷。更偽善的,轉型正義往往成為權力繼承者自我合法的工具,例如佛朗哥死後西班牙通過的大赦法,台灣則以李登輝的「寧靜革命」為代表。德國亦不能免,戰後緊接而至的冷戰,向納粹政權聲討正義的迫切性,遠遠不及與共產世界鬥爭來得重要。必須等到兩德統一之後,遲到近40年的轉型正義才真正落實在對前東德共產黨政權的清算。清算並不必帶有報復的意涵,而是以法律釐清前政權對人權戕害的責任歸屬,不同於冷戰時期,西德政府乃至於西歐國家,往往縱容以色列特工以私刑處決逃亡的納粹戰犯

    德國第二波的轉型正義相當完備,可惜無法成為我們的模仿對象,因為納粹政權被完全消滅,與戰後的政府毫無法統繼承上的關係,而前共產黨政權也在蘇聯跨台之後完全撤出,包括法官檢察官,沒有寄生在目前的政府裡面。德國人面對的相對單純,對錯的判斷不必受權力交換的干擾。然而台灣的現狀不同?轉型正義要處理的罪行仍是現在進行式,戒嚴思想仍是文化染色體的一部分種種與魔鬼共存的和解處處可見,殺人者的後代連道歉都不必,就可以衣冠楚楚以偶像劇的造型出現在國會;高雄屠夫的兒子繼續坐擁黨國掠奪的資本獨裁者的化妝師繼續問鼎大位,從無愧色;受害者家屬公開宣揚加害者為典範;價值之錯亂,族繁不及備載

    何以至此?多少來自所謂「寧靜革命」的迷思。民主化後歷經李登輝陳水扁兩任不同陣營的總統,但兩位最迫切要處理的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說服自己陣營其所繼承的權力據有 正當性。李登輝必須說服國民黨本土化的安全性,而陳水扁必須說服民進黨中華民國化的必要性,對兩位而言,轉型正義既是安慰劑,也是麻煩製造者,妥協才是不變的最高原則。之後馬英九只算是復辟傀儡,重新包裝後意識形態退回兩蔣。

    幸運的是,也許這次國民黨的潰敗是一道曙光,新的國會與政府讓台灣轉型正義的內涵首度出深化的可能,但也只是可能,因為我們連第一哩路都還沒出發,事實上我們連地圖上的方向都還沒搞清楚,就如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言:缺少了基本的責任原則,正義不但不可能,甚至無法想像。

    原文刊登於: 轉型正義的第一哩路 (李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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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視野 / 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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