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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看到全景式的中正紀念堂的畫面,是在香港電影《黑金》中。那個以馬英九為原型的法務部長,渾身上下充滿凜然正氣,誓言「除惡務盡」,當他在晨練中邁著矯健的步伐跑過「大中至正」牌樓時,我還真有點感動——後來才明白,那是香港人對國民黨一廂情願的想像。

    我第一次到臺灣訪問時,來到這座臺北市最大的牌樓前,一抬頭才發現「大中至正」四個字已改為「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亦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大廳內掛上風箏吊飾的裝置藝術,蔣介石銅像前站崗的禮兵也被撤走。

    2013年春,我再次來臺灣訪問。借住的朋友家,離自由廣場不足一箭之遙,我多次到園區內散步,發現這裡又有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依循《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恢復了「中正紀念堂」的牌銜和展場舊觀。不過,「自由廣場」之名被作為某種折衷而保留下來。

    帝國傳統:從中山陵到「中正廟」

    我第一次到「中正紀念堂」宛若到了南京中山陵,進而感覺臺北儼然是「小南京」。那種國民黨專用的藍白相間的色彩,那種巨型建築彰顯的威權主義雰圍,那些中國古代皇家建築專享的象徵元素,使這兩個地方如同孿生兄弟。也許這就是「民國味道」?

    孫文去世後,國民黨利用國家權力,從時間、空間、儀式、教育與傳媒等多重維度向全社會強勢推廣「孫中山符號」。本來,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和貢獻,孫文未必比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重要,但經過國民黨的偶像化,孫文成了獨一無二的「國父」。對此,美國學者夏偉魯樂漢在《富強之路》一書中指出:「孫中山的支持者渴望營造出一種大於生前、帝王式的神秘氛圍,包裹住世人對他的回憶。」

    中山陵是孫文紀念空間的最高形式。中國傳統帝王墓穴有一個專用名詞——「陵」。《說文解字》曰:「陵,大也。」歷代帝王陵墓建設規模宏大,具備一套朝拜祭祀的禮儀,目的是展示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君君臣臣」的等級制度,讓民眾服膺於專制統治。只有皇帝能用「陵」字,彰顯其死後依然享有淩駕於臣民之上的榮光。即便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其墓葬也只能稱為「林」。

    呂彥直設計的警鐘形陵墓,最能體現國民黨的政治意圖。中山陵沿用傳統帝王葬儀來體現對孫文的偶像崇拜,與孫文生前所標榜的民主和平等理念背道而馳。以面積而論,其陵墓達五萬餘畝,是漢武帝陵的5;以高度而論,其陵墓位於海拔158米的紫金山第二峰南坡,比獨龍崗的明孝陵高出九十多米,也超出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

    而中山陵與歷代帝陵在空間上之差異,可以透視現代威權主義與傳統帝制之不同:古代帝王陵墓要保持神秘感,民眾不得涉足其間;中山陵則對外開放,具有讓人瞻仰、敬拜的公共性和全民性,以此顯示其政權的合法性。北伐成功之後的南京國民政府,不惜耗費巨資建構此一神聖空間,近代史學者陳蘊茜在《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中指出:「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不惜巨資興建中山陵,所耗費用高達年度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蔣介石以「總理信徒」自居,如果他沒有丟失大陸,死後一定會在中山陵附近修築與之規格相近的「中正陵」。蔣介石敗退臺灣,直到其死亡,「反共大陸」終是望梅止渴。於是,「總裁」與「總理」在地下為伴,成為不可企及之夢想。

    「他們的廟,我們的城」

    然而,國民黨仍然要打造對蔣介石的偶像崇拜,遂在臺北市中心修建「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在設計時,即隱含多種中國帝國傳統的象徵語彙。其外表以藍、白二色為主,象徵「青天白日」;紀念堂平面為方形格局,象徵蔣中正的「中正」;坐東面西,隱喻蔣介石遙望大陸;仿效北京天壇的流璃瓦八角攢尖頂代表八德,隱藏的人形象徵天人合一。紀念堂正面共有花崗石84階、大廳階梯五階,合計89階,表示蔣中正享壽89歲。台階中間為中華民國國徽(中國黨黨徽)圖案的丹陛(「丹」是紅色的意思,「陛」則是指皇帝的台階),在中國傳統建築上,只用於宮殿或廟堂。

    廣場牌坊上「大中至正」四個字,亦出自蔣介石推崇的明代大儒王陽明。蔣介石王陽明信徒自居,王陽明血腥屠殺西南少數民族的史實卻被遮蔽了。在1930年代,蔣介石更是提出過「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之口號。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對基督信仰的熱情,遠遠趕不上對儒家政治倫理和法西斯主義的喜好

    可見,國民黨內心承認,蔣是一個沒有穿黃袍的當代皇帝。難怪1990年野百合學運中,學生們用「圖騰與禁忌」的演出顛覆獨裁者的神聖性,將「中正紀念堂」戲稱為「中正廟」或「蔣廟」。

    在彼岸的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共產黨政權擴建天安門廣場,使之從明清時期封閉的宮廷禁地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但在思想空間上,如歷史學者洪長泰在《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一書中所言,它仍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地方之一。毛澤東死去之後,中共更是在天安門廣場的核心位置興建「毛主席紀念堂」。國共兩黨是孿生兄弟,連紀念領袖的方式都如出一轍。

    不過,公允地説,同樣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象徵之地,就美學水準而言,「中正紀念堂」高出「毛主席紀念堂」甚多。後者融入蘇聯史達林式極權主義僵硬冷酷的特徵,連威權主義者身上那種以萬民之「父母」和「牧者」自居的溫情都沒有。

    如今,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攝像頭林立,軍警和便衣比遊人還多;而臺北的自由廣場,人們輕鬆自在,嬉戲玩耍乃至集會抗議,很少看到安全人員的聲音。

    在日治時代,自由廣場這一帶曾經是日軍的兵營,外人不得進出。國民黨在興建「中正紀念堂」的時候,希望以寬曠的廣場作為舉行大型民眾聚會、宣示對領袖的偶像崇拜的神聖空間。沒有想到,這座廣場更換了「自由」之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年輕一代,常常將自由廣場當作反抗威權、表達自身權利訴求的公共空間。

    「中正紀念堂」與「自由廣場」在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如評論家丁允恭所言,「他們的廟,我們的城」不該「和平共處」。這一怪現狀,正表明臺灣的轉型正義「欲說還休」。

    天安門廣場離自由廣場有多遠?

    我對華盛頓市內林肯紀念堂的印象,不是來自林肯,偏偏來自於馬丁•路德•金在那裡發表過《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同樣,我對「中正紀念堂」的關注,與蔣介石無關,而是源於1990年在此上演的野百合學運。 

    「到此一遊」的陸客,對臺灣民主化的歷史瞭解不多,只知道蔣介石是這裡的主人,而不知道野百合學運在此拉開序幕。關於野百合學運,臺灣電影《男朋友,女朋友》中有過驚鴻一瞥。這部電影將同性戀、異性戀、三角戀混雜地放置於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中,令人想起中國導演婁燁的《頤和園》。雖然我不喜歡幾名主人公畸形的愛與慾,卻被那一刻廣場上純真而酣暢的青春感動。

    天安門與野百合雖無血脈相連,但前後發生,絕非偶然。《80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中記載:當時,參與靜坐的臺灣各大學教授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其中寫道:「天安門事件時,舉國上下都説:『他們正在寫歷史。』為什麼我們的子弟、我們的孩子們也在寫歷史的時候,我們卻要打擊他們?」研究野百合學運的史家指出,野百合學運中的「天安門情結」是個很複雜的現象,包含對學運的肯定、對血腥鎮壓的恐懼以及要求改革的情緒。加之臺灣從未發生過類似的場面,人們只好以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理解去掌握野百合學運。

    中正紀念堂這個僅次於總統府的「皇家禁地」在那風雲突變的一個星期裏,成了學生們嘉年華的所在地。巨大的野百合造像放置在廣場中央,讓躲藏在「中正紀念堂」內的蔣介石塑像暗淡無光。國民黨標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學生們幽默地改為「大盜之行,天下圍攻」。沉重的歷史與激揚的青春在此撞擊。

    幸運的是,與彼岸天安門學運遭到血腥屠殺截然不同,野百合學運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迅速回應學生訴求,答應召開國是會議,終結萬年國會,「老賊」們退出歷史舞臺。

    2014年6月4日的晚上,我來到自由廣場前名為「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的六四屠殺25週年紀念晚會現場。三千多名黑衣人聚集於此,這是近年來台北人數最多的一次紀念「六四」的聚會。

    在中國,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被秘密警察軟禁在家。2012年出走美國之後,我在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前參加過紀念「六四」的集會,不過只有稀稀落落的五六十人而已。

    沒有想到,我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度過了紀念「六四」25週年的難忘的夜晚。自由廣場上,有英姿勃發的中學生,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鄰家的大媽,也有西裝革履的白領,他們都是愛自由的人。每人手中有一盞蠟燭,彙聚成一片光的海洋。我一次又一次地淚下,并寫下了一首名為《致自由》的詩:

    這一座廣場
    以自由命名
    野百合像飛鳥一般盛開 

    那一座廣場
    以皇帝和元首的名字命名
    子彈像爆竹一樣四處飛濺 

    今夜,我來到這一座廣場
    哀悼那一座廣場上的死者
    黑衣飄飄的人們,放飛白色的鴿子 

    而在那一座廣場
    面目猙獰的警察和沒有表情的監視器
    不給母親留下一個小小的角落 

    從這座廣場到那座廣場有多遠
    從自由到暴政就有多遠 

    原文刊登於:推倒偶像,百合花開-自由廣場  (2014-06-22 余杰)

    延伸閱讀:孫中山崇拜是怎麼形成的 (2015-11-26陳蘊茜)


    歷史眼光 /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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