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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微近中年時,父親才告訴我他在二二八事件的經驗。那時我已經在海外流浪了10年。仍然記得,他初老的身影,在樹蔭下看來有些悲涼。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提起早年的故事。或許是因為在我書架上,他看到幾本有關戰後初期台灣歷史的書籍。不經意間,燃起了他埋藏已久的記憶。父親的眼睛望向遠天,神情裡似乎有千言萬語要說,卻又欲言而止。

    他對我說:「你出生那一年,非常不平靜。」這是他第一次帶著我回到那個年代。我也是到達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才開始接觸那個時代的報紙與書籍。出生於1947年的我,在整個成長時期,從來不知道外面那世界有過不尋常的騷亂。在大學圖書館裡,翻閱著戰後初期的台灣報紙,才赫然發現我的出生與二二八事件密切鎖在一起。如今我將屆滿69歲,二二八事件也已到達69周年。穿越了安逸的青少年歲月,總覺得我的故鄉非常寧靜、安詳,並且帶著無邊的幸福。但是父親在樹下,說出自己的事件經驗時,我才察覺美麗的童年其實是夾帶著醜惡的記憶。

    我靜靜聽著父親說出自己的故事。或許洶湧的情緒,牽動著他的顏面神經。說話之際,顯得特別吃力。那時我們住在高雄的三塊厝,也就是今天的三民區。父母的租屋,就坐落在三民國小的對面。那年的三月,國民黨的軍隊分別從基隆、高雄兩個港口登陸,開始展開「清鄉」。他已無法記得確切的日期,屋外是陰天,空氣仍然冰涼。他說:「軍隊上岸後,城市不時傳來槍聲。」我們那一排鄰居,所有的人緊閉著門戶。軍隊是從興南橋(今天的建國橋)那邊過來,陸續可以聽到士兵挨家挨戶敲門。那種氣氛,好像在等待死神宣判。

    父親嘆了一口氣說:「士兵不知道是用哪種省分的聲音,一邊敲門一邊吶喊著:開門!開門!」那種帶著恫嚇的敲門聲,逐漸接近家門。父親躲在二樓的門後,祖父、祖母與母親則躲在房間,四個孩子則躲在床下。騎樓下的大門終於傳來了巨大的聲響,而且是持續不斷地敲不斷地敲,好像有好幾個拳頭同時在敲打。我的阿公只好下樓,把門打開時,立刻衝入了五六個士兵。父親說:「那種恐懼的景象,一輩子都無法忘懷。」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的身影,是那樣衰老。至少在我整個成長歲月,他總是挺直著背脊。陷入記憶裡的父親,突然變得那樣毫不設防。士兵要全家大小走到騎樓外面,他們在樓上開始翻箱倒櫃。到底有甚麼被搜括精盡,父親已不復記憶。士兵下來時,問著家人誰是戶長。父親立即站出來,他不希望家中有任何成員受到傷害。他立刻就被帶走了,沒有任何罪名,更沒有任何理由。他說那時他穿著西裝外套,跟著士兵走向高雄火車站。

    我不能不問父親,為什麼過去從來都沒有跟我提起。父親沉默不言,淡淡地回答說:「因為不要讓你們孩子有任何恐懼感。」父親在敘述時,我內心非常震撼。在此之前的成長生命裡,這些記憶可以說完全缺席。他刻意把這樣的記憶遮蔽著,只是害怕孩子的內心會有任何陰影。三塊厝的童年記憶,是那樣潔白無瑕。至少在我啟蒙過程中,那生命原點是無懈可擊的象徵。父子兩人坐在另一個海岸的楓樹下,忽然同時嘗到記憶中的苦澀與惆悵。如果父親提早告訴我這些故事,或許在我求知過程中,不會那麼快樂。或許必須到這樣的年紀,必須要有中年心境的成熟,才有可能承擔早年傷害的重量吧。

    我問父親,後來呢?他說鄰居的幾位戶長,都跟著士兵走到高雄火車站前面的廣場。到達那裡時,已經有數百人都坐在那裡了。每個人的神色顯得那麼倉皇,每隻眼睛又是那麼空洞。父親說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審問,都集體被迫坐在那個地方。夜晚來時,由於過份疲倦,每個人也只能坐著閉目養神,完全不可能入睡。父親說,那是他生命中最長的一天。

    第二天早上,一位看來是長官的軍人,宣布只要有人作保就可以回家。他只記得年老的里長,出面為他作保。士兵帶著父親到火車站裡的一個房間,要他把西裝外套、手錶、皮鞋都留下來,才允許他安全回家。

    那是父親最不堪的記憶,那天下午他赤腳慢慢走回家。內心湧起萬般羞辱,不知道今夕何夕。他走過高雄中學的校門,瞥見裡面進駐的軍隊。到達三民國小時,又看見軍人在那邊站衛兵。彷彿戰爭年代又回到這個城市,他終於體會到甚麼是光復的滋味。父親在樹蔭下,帶著自我嘲弄的表情說:「光復的日語發音,是こうふく,在日語裡的降伏也是こうふく。」壓抑這麼多年之後,他終於把積壓許久的情緒抒發出來。我似乎看見父親的眼角噙著淚水。多少年來無法抒發的鬱悶,終於在兒子面前抒發出來。(編按:幸福、降伏、光復這三個字的日語發音都是kōfuku)

    他說赤腳走回來的途中,可以感覺路面上的小石子刺痛著他的腳心。那樣的刺痛,在他童年時期也曾經感受過。但是他強烈感覺到自己失去的,不是一件西裝,也不是一隻手錶,更不是一雙皮鞋。而是他全然失去了生命的穩定感。我從來沒有想過,父親會說出靈魂深處的真實語言:「我這輩子沒有國家。」那時我才明白,所謂光復是另外一種投降的暗示。他失去了國家認同,當然也失去了整個時代。以清鄉之名,行搶劫之實,才是對父親那個世代最大的傷害。

    父親說,那時的槍聲不時響起。尤其是在深夜裡,寧靜的夜空,常常從不知甚麼地方傳來槍聲。聽來是那樣淒厲,那樣駭人,又是那樣急切。即使在戰爭後期,常常會傳來空襲警報。美國的轟炸機B-29,夾帶著龐大殺傷力的炸彈,在城市的這裡那裡不停地轟炸。每當飛機飛嘯過後,鄰居都還會出來為彼此慶幸著。但是在整個清鄉的日子裡,所有的鄰居已經互不往來。因為也不知道誰是告密者,也不知道誰甚麼時候會失蹤。命運的不確感,在那段時期反而更為強烈。

    我是二二八事件劫後的未亡者,事件那年的六月我才出生。父親說遭逢那麼龐大的屠殺事件之後,家裡有新生命誕生,應該有特定的意義吧。父親是如何從歷史惡夢中走出來,我竟忘記追問他。但是我仍然清楚記得,父親常常在夜晚獨酌。他總是會唱日本的歌曲,尤其是那首戰後的演歌〈相逢有樂町〉。那首歌的旋律,從此也進駐在我的血脈裡。

    父親說,我知道你在研究二二八事件,也知道你正在寫《謝雪紅評傳》,你就勇敢做下去。難得與父親坐在異國樹下,一起回憶失落的歷史。那可能是生命裡難得閃現的幸福與悲涼。只有在那個時刻,父子兩人的心靈是如此接近。兩代的記憶落差也縫合起來了

    父親是在2000年5月19日去世。那時他已經見證綠色執政正要開始,他對我在海外的流亡歲月,也終於能夠理解。他走了以後,我常常想起他在海外所說的故事,以及他在二二八事件的遭遇。父子兩人坐在楓樹下促膝長談,可能是我這一生中最接近父親的一次。他對於我在海外參加政治運動,也對於我成為國民黨黑名單的事實,以及我後來開始投入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研究,似乎都有了諒解。

    然而,我每次想起父親時,總會聯想到那一雙被奪走的皮鞋。我常常想像,父親從火車站赤腳走回家的時候,內心是何等受傷。他有太多朋友,在事件中失蹤。那雙皮鞋,可能就是他餘生的象徵。

    當我也走到晚境時,父親一生所未完成的,恐怕都要在我這個世代實現。我的脾性、我的人格,大約都是從父親失去皮鞋的那個時刻逐漸釀造起來。對於政治權力的批判,對於民主生活的嚮往,就是我生命的職責與夢想吧。他曾經在歷史廢墟中重新站起來,卻把他的傷痕遮蓋起來。他的失落,他的身影,他的意志,最後都轉嫁到我的靈魂。站在時間的盡頭,回望著父親赤足回家的背影,我就不敢鬆懈下來。


    原文刊登於:父親的皮鞋 (陳芳明)


    歷史眼光 / 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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