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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誰在治理台灣的大學?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研究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就是國民黨黨國系統的延伸,師範體系特別嚴重。超過四分之一的私校來自國民黨黨政軍,延續變成家族勢力,公立大學更都在國民黨控制下。 

    「為什麼教育部高官總是如此偏袒私校經營者?因為他只想到他自己!」高教工會在11月中召開記者會,指出許多私立大專院校師生面對學校種種違法作為,向教育部陳情或檢舉,卻總是石沉大海,究竟是誰在護航?

    高教工會追蹤近20年來教育部部長、次長、司長、主秘在退休或下台後的去向發現,有極高比例前往私校擔任要職。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指出,2003年開始荼毒教師的評鑑制度,都是教育部想出來的。而這些官員瞭解評鑑遊戲規則,在補助幾乎都是競爭型經費的狀況下,請到退休官員,不但掌握了人脈,還有「錢脈」,「一有官員要退休,各校就搶著要,就像軍備競賽。」

    高官退休轉私校,排擠年輕人

    由於退休時公務員職等幾乎累積到最高,起薪就有10萬,若任主管還有3萬的加給,加上退休金,保守估計一個月能領超過20萬。為了用高薪聘請這些人,排擠了青年博士的就業機會,還讓許多教師只能以約聘僱「非典」聘用,完全排擠掉愈來愈少的資源

    高教工會更揭露,部分官員退休轉任私校的言論與知識生產,完全讓大學退場成為私校牟利的管道。例如前教育部次長周燦德,轉往正修科大任講座教授、在醒吾科大任校長,他在接受前技職司長主持關於「大學退場機制」的研究計畫訪談中,提出「要讓私校在退場清算後的校產可以交由私校校董來分配的主張」。

    教部治理失能,推給「大學自主」

    細數《私校法》中鬆綁圖利私校校董法令,如私校解散後校產得交由董事會決議處置,不再歸屬地方政府、讓原先無給職的董事得以「專任董事」的名義,合法領取校長級薪資,放任學校停辦後私校校董得以透過改辦其他事業(教育、文化、社福)來繼續占用、甚至挪用校產,增添退場的誘因,讓他們在學校改辦後,可獲取土地變更增值稅免繳的優惠。

    高教工會整理,這些法令的鬆綁,歷經15位教育部高官,退休後都在私校擔任講座教授、校董、副校長等要職陳政亮認為,雖然許多官員原先的職業就是教授,退休後回到學校繼續教書也很合理,但不應擔任主管職,否則就有利益分贓的嫌疑,並要求教育部另外訂定旋轉門條款。

    教育部回應,曾考量退休人員轉任私校是否停領退休金,但因軍公教人員適用之退休金法令不同、且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會再研議相關規定。此外,教育部亦否認高教工會認為《私校法》偏袒私校經營者,指出法令的修訂是為促進私校多元健全的發展,也針對學校停辦後校產的處置有明確規範,不會有圖利的情事發生。

    但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研究,教育部目前面對爭議都只能拿出「大學自主」雙手一攤,卻發明教育評鑑壓垮基層教師,經營不善的私校「動不到」、連公立大學都有財務危機,為什麼教育部的治理一再失能?

    黨、政、軍愛辦學,控制力延伸

    「我想瞭解到底是誰在治理台灣的大學,發現跟政治息息相關。」由於現在的私校幾乎都被經營成「家族事業」,戴伯芬列出現今大學創立的第一任校長,有幾個出乎意料的發現。

    台灣高教發展多久?不到百年。1928,日本建立台北帝國大學,2011年,大學數量快速擴張到116所。當前的少子化危機,以及學校數量過剩,讓社會大眾直指當時教改主張「廣設大學」的前中研院長李遠哲與時任教育部長吳京

    戴伯芬發現,其實有高達58所、三分之一的大學,來自於技專升格。而這些技專哪裡來?國民黨1949年來台,為了安置大批的軍人和政治人物,除了光復後的「忠貞條款」,也安置來台專科以上的教職員任教。

    「當時台灣的師範體系經過日據時代,已經發展到專科,中國還在高職。為了讓中國來台的師資可以跟台灣銜接,就把台灣的師範體系降格到高職,以便這些人可以進到體系卡位。」戴伯芬提到,除了安插這些「忠貞分子」,校長也直接由黨任命,而校長又可以決定各級主管,主管能管教師,「威權時期,高等教育就是黨國系統的延伸,師範體系特別嚴重。」

    不只如此,早期辦學是一種「特許」。大批軍人來台,學校變成分封受賞的籌碼。戴伯芬就舉例,「你很難想像,一個威風凜凜的特務,竟然是台南女子家政學校的創辦人。」據統計,黨、政、軍系統辦學者的學校有三十所,占了近三成。

    校地非「私」地,怎容圖利自肥

    有趣的是,土地哪裡來?一般認為大學校地都是在地的熱心居民「捐」的,但實際調查,公共性恐怕更強。戴伯芬提到,二戰末期,日本在台灣執行「神風特攻隊」,廣徵台灣人民的土地蓋機場,讓台灣成為一個不沉的航空母艦,試圖攔截美軍對日本本土的攻擊。參考師大地理學系副教授洪致文的研究,當時有超過60座的各類飛行場。

    國民黨來台後,直接接收,如勤益科大、靜宜大學、東海大學都有部分校地是軍方土地。更別提,如台糖等國營企業土地,更是捐地興學的大戶,「台灣的私校,只有極少的比例來自私人捐助興學。這就是為什麼私校退場不應該拿回土地,土地本來就是公家的,不是私校自己買的,怎麼能在退場時圖利自己?」戴伯芬說。 

    而這些專科升格成大學,原先的體質是高職,升格只好「東拼西湊」,已經是被檢討多年的問題。而師專升格的「教育大學」,在師資培育管道開放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早就該退場,卻轉型成教育行政,才出現評鑑制度。甚至有教育大學開設「評鑑系」,「他不能教,就來當官,以前是老師,現在培養管老師的人,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高教商品化,需要轉型正義

    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私校來自國民黨黨政軍,延續變成家族勢力,「公立大學更不用說,基本上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戴伯芬提到,雖然公立大學的校長流動有彈性,但就她的研究,假設以1996年技專的大量升格做為轉捩點,又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在1996年前,校長幾乎都是一般綜合性大學出身,以理工為主、留學美國;1996年以後,大學校長的組成幾乎都是教育系統出身。戴伯芬說明,如果視公立大學為黨國控制的學術官僚體制,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管理公立大學。

    「第一,來自於美國理工背景的大學校長,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甚至有美國的工作經驗,帶來市場化的經營邏輯。第二則是學術官僚系統,來自師範體系,承襲早期黨國控制的氛圍,解釋了為什麼高教出現很多管理主義。」戴伯芬認為。 

    「高教最嚴重的問題,是需要轉型正義。」戴伯芬認為,就算歷經解嚴和民主化,黨政軍及新興地方派系仍是支配當前台灣教育系統的主要勢力,扮演引導政策與分配資源的角色,「台灣解嚴25年,教育卻始終沒有解嚴,還轉型擴張成更大的支配力。」她感嘆。

    高教崩壞,不只學生,連教師都走上街頭,教育的意義在公共化、商品化之間拉扯。教育部失去治理能力,少子化帶給大學退場的危機又在眼前。回顧歷史成因,著眼未來的當務之急——大學退場,著實需要更細緻的處理。 

    原文刊登於:台灣三成私立院校 國民黨辦的(2015-12-02 李又如)

    延伸閱讀:台灣敗在行政監守自肥中(2015-10-23 林騰鷂)

     


    公平正義 / 濫權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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