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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習近平在訪問英國議會時說的一段話在網上引起爭議。原話大意是「中國的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今天的依法治國「既吸收中華法制的優良傳統,也借鑒世界各國法治的有益做法」。

    網上的質疑者大都認為,中國傳統法制的根源是秦朝專制統治,怎能和尊重人權的現代法治相提並論?中國古代又哪裡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制?

    其實,習近平並沒有說錯。比較一下戰國法家韓非的著述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名作「法律的道路」(The Path of the Law. by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不難發現二者的思路驚人相似。他們不僅都把人當作理性利己的動物,都把法律懲罰作為調整理性人行為動機以實現社會秩序的工具,而且都認為法律就是為壞人設計的──好人不會犯法,自然是不需要法律的,可惜我們都不是純粹的好人。

    如果時空倒轉,把霍姆斯放到秦國,他就成了韓非;把韓非放到十九、二十世紀美國,也難保不會成為霍姆斯。把戰國法家的基本思想植入自由民主的土壤,長出的將是現代法治的果實;讓單純的西方法治學說在秦制下施展手腳,也免不了為暴政助紂為虐。法制與法治僅一字之差,本來就沒有學者過度解讀所賦予的本質差別。

    早在1980年代,中國法學界即糾結於「刀治」(法制)、「水治」(法治)之爭。這場爭論以「水治」派完勝告終,「法治國家」、「依法治國」等現代西方理念也於1999年修憲進入中國憲法。然而,這次左右之爭卻忽視了一個真問題:究竟是什麼決定一國實行「刀治」還是「水治」?是刀是水,取決於依法治國的那個法,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也不足以自立。法律本身是沒有生命、不能行動的,它是由人制定出來為人服務的工具。按照中西方法家的理性人假設,立法者是誰,法律就為誰服務。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也不全錯。

    如果統治者是人民,如果立法者由人民選舉產生並對人民負責,那麼所立之法必然對多數人有利。對多數人有利的法律是「良法」,用多數人喜歡的良法治國就是「水治」。如果統治者是君主,立法者對君主負責或就是君主本人,那麼所立之法必然對君主和極少數掌權者有利。這樣的法律往往會壓迫人民的自由、剝奪人民的利益、管制人民的欲望,因而是損害多數人利益的「惡法」,而用多數人憎恨的惡法治國必然是「刀治」。

    當然,絕大多數時候,所謂「刀治」往往是統治者個人的任性統治,而非依惡法治國的法制。由於統治者的權力不受約束,即便惡法被制定出來,也未必循規蹈矩按其規定實施。但是在某個時間段,一個開明專制者可能將依法治國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因此,專制國家仍有可能實現法制,儘管實踐中法律很難約束專制者的任性,因而實際統治往往體現為人治與法制的交替。

    人治也好,法制也好,反正我們不喜歡「刀治」、只喜歡「水治」,所以就把「法治」抬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對法治理念寄予了太多不現實的期望。問題是,實現法治是有條件的。除了分權之外,真正的法治還要求民主;沒有民主,法律就成了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惡法,「水治」也就蛻變為「刀治」。有的專制國家把憲法和法律當作門面,制定了大量看上去很好的「良法」,但是這些紙面上的法律一旦遭遇現實即被束之高閣,或很快在實施過程中蛻變為惡法,從而產生了「有法律、無法治」或名為「水治」、實為「刀治」的狀態。

    一言以蔽之,政治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依法治國是「刀治」還是「水治」。既如此,我們要推進法治,就不能在法治自身這個狹小的圈子裡原地打轉,而是要積極推動政治制度改革。今日中國之所以有法而無法治,制定了大量立法卻難以落實,根本原因在於民主嚴重滯後。沒有配套的民主政治制度,法治只能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夢想。由是之故,只有當那些平日高喊「法治」的人也實實在在地推動中國的民主選舉,我才會把他們當真。

    原文刊登於:「法治」是什麼(張千帆)


    歷史眼光 /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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