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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些時某天,我不小心看完一整節的無線台新聞,先是三則網路影片,鏡面上註明「翻攝自爆料公社」,播完了,再來一則網路影片,這次是「翻攝自爆廢公社」。一小時後,這些「新聞」重來一遍。

    無論爆料或爆廢,都是台灣的熱門臉書社團,尤其「爆料公社」,粉絲超過五十萬,社團裏千奇百怪的網友上傳貼文或影片,已是新聞媒體的重要取材來源。尤有甚者,因為幫眾太多,版主們另開七個分社,「爆廢公社」也是其一。

    隔天,一位媒體同業也在臉書上抱怨,另一家電視新聞台連播三則新聞,都是監視器畫面,一則來自俄羅斯,兩則來自台灣;靈異的是,每次播完影片,主播還會「連線」國際中心與國內中心的記者,請他們評論這些「新聞」,末了,明明人在電視台裏,連線記者還會說:「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荒謬嗎?並不會,這正是當前台灣電視新聞的日常。當新聞主管被迫一隻手刪減人事成本、節樽採訪開銷,另一隻手追逐0.01起跳的收視率,「現場」不再是土耳其、不再是匈牙利、不再是那些苦難與死亡與夢想交織的邊界,而是臉書、是YouTube、是各式各樣的監視器畫面。

    諷刺的是,當他們這樣做,還真能提高收視率。

    當新聞理想只剩一顆腎結石

    我認識不少仍有想法或抱負的電視新聞人,但他們的想法與抱負,往往在現實與日常之間被擊倒,碾碎,化作齏粉;或者,萎縮為體內埋藏的一點頑強抵抗,一粒不肯死盡的硬籽,彷彿舍利子,或腎結石。

    約略同一時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在德國柏林召開記者會。這位白俄羅斯裔記者,長年採訪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及切爾諾貝爾核災,以文學手法揭露重大議題,由於題材每每觸怒當權者,被迫在歐陸各國流亡;即使如此,她最近公開譴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又得罪了普京政權。

    她在柏林記者會中,提及新聞同儕的艱難處境:「現在在白俄,很多記者都因為批評時政而丟掉工作,我長年資助的一位女老師,也因為公開表達政治理念被當局解僱,連去學校打掃都不行,她還有孩子要養。」

    此外,她以文學的感性口吻,為當代下了一個註解:「1990年代,我們曾經很天真的相信,馬上就能獲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們現在還沒有自由人。」(引自林育立的現場報導

    此一註解,不僅適用於舊蘇聯,不僅適用於白俄羅斯的記者,也適用於台灣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曾經天真相信,政治解嚴、媒體解禁,就能獲得自來水一般的新聞自由;問題在於,我們不是自由人。

    我們每天在「可是」裏工作,「可是,這樣沒有收視率/點閱率」,「可是,編輯台人手不夠」,「可是,我每天還要發五條即時」,「可是,廣告主會跑掉」,「可是,別家電視台都有這條」,「可是,這是熱門點閱第一名」,「可是,我還要兼任臉書小編」,最後,決定每日新聞的不是總編輯,而是這些「可是」。

    我們從來不是自由人,心靈上、精神上、行動上都不是,一如亞歷塞維奇的同胞;差別在於,台灣記者不會因為報導新聞而被趕出國界,甚或丟掉生命,至少還沒有。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俄羅斯記者,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

    她出生於1958年,只比我大幾歲,1999到2006年間,她先後前往車臣39次,積極揭發戰爭的殘酷,以及俄國軍隊殺害平民的行徑,因而觸怒總統普京。歷經死亡威脅、在飛機上被下毒、遭車臣俄軍拘留刑求,甚至威脅性侵,2006年,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在莫斯科住家電梯裏,遭殺手開槍殺害,享年48歲,留下一子一女,以及《骯髒的戰爭》、《普京的俄羅斯》、《地獄的一角》等書。

    事後,槍手及其同夥被捕判刑,但幕後主使者始終不曾水落石出。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塔雅工作的《新報》,開始要求旗下記者學習槍械自衛。

    審判結束前,一名調查該案的《新報》委任律師,及一名該報記者在街頭被槍殺;一年內,三名與波麗特柯芙斯塔雅相熟的人權運動者或消息來源,前後在車臣首都格羅茲尼遇刺,《新報》決定,不再派遣記者前往車臣採訪。

    新聞工作從來不是請客吃飯,在許多國家或地區,新聞從業者眼前不是修辭的「如何活下去」,而是真刀真槍的「如何活下去」。根據「記者保護組織(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統計,今年截至目前,已有44名記者因工作遇害;惡名昭彰的俄羅斯只能排上「全球最危險國家」第10名,第1名是索馬利亞,二三名分別是伊拉克敘利亞

    回到地球另一端,台灣的新聞人面對另一場戰爭,一場看不見槍火、看不見手榴彈的戰爭。日日周旋於雙重火線之間,在採訪現場,敵人是政客的謊言、警棍的伺候、訴訟的威嚇、廣告主的裹脅;回到辦公室,是討好讀者的誘惑、追逐即時的壓力、日益縮水的採訪資源、老闆及主管的焦慮慌亂、閱聽人的淡漠分心、網路留言的敵意嘲諷。

    我不知道,哪一種戰爭更慘烈、更艱難。亞歷塞維奇及其同儕面對的敵人,像一堵高聳的石牆,當你以肉身衝撞,會立即感到強烈疼痛,甚至血肉創傷;台灣媒體人面對的處境,不會造成身體上的傷害,但更像是史蒂芬金的《迷霧驚魂》,整個行業被恐懼與焦慮滲透、包圍,你看不見具象的敵人,有時候,你就是自己的敵人。

    我不知道,哪一種困境更可能被翻轉。我只知道,當這一行的工作價值,從耗費心力採訪查證、揭露冷硬但堅固的事實,轉變為集體取悅、媚惑讀者按著滑鼠或手機螢幕的食指,然後無性繁殖出大量朝生夕死、宛如蜉蝣的文字網頁或螢幕鏡面,這場新聞戰爭,早已無關要旨。

    近十年,台灣的新聞環境,一頭撞進全球媒體衰退的氣候系統中,我們的問題並不特殊,但整體而言,新聞產業陷入一種負面循環的競爭生態中。

    我悲觀嗎?不盡然。有幾次,朋友忍不住憂心:「我們都知道此刻是嚴冬,問題是,萬一冬天賴着不走,春天永遠不來呢?」

    我沒有簡單具體的答案,但我相信,一個國家的新聞環境,是當地社會力、經濟力與政治力的交互作用總和,而台灣閱聽者、工作者、廣告主對新聞的需求或標準,不會僅只於滿足現狀,長遠而言,我們不只值得這樣的媒體文化。

    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閱聽習慣與廣告市場將持續位移,科技與社會文化造成的地心引力,讓目前只求點閱或收視率的「下流淘汰賽」不可能永續。當社群流量之王Buzz Feed也投身製作嚴肅新聞,台灣媒體數位轉型的思維,若仍維持競爭短暫注意力,而非建立獨特性與品牌認同,垃圾流量競賽將進入更慘烈的巷戰。

    未來三到五年,無論硬着陸或軟着陸,台灣媒體的生態結構將面臨一波洗牌,有些喧囂會歸於沉寂、有些難堪人性繼續突破下限;然而,此刻累積的怨怒與不滿,或將轉化為尋找出路的社會動力,而科技的推進,會讓更多突圍實驗成為可能。

    或許,我們正在目睹,台灣慢慢孕生一個多元化的新聞生態圈,一個更草根、更開放,嘈鬧混亂,但不致無量下跌的產業文化,無論新媒體或舊媒體,有些終能摸索走出迷霧叢林,開始尋覓自己的路徑與定位,而不是擠在一條死巷盡頭,相互保證毀滅。

    但願最終,我們會有更多自由人。

    原文刊登於:台媒嚴冬,萬一不見望春風?(黃哲斌)


    第四權 / 信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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