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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眾所周知,中央黨校是「黨的喉舌」,但坊間有句話,說中國最敢言的學者也出在中央黨校。此言不虛,本書作者正是在中央黨校斷斷續續執教二十餘年的杜光先生。他的教職之所以被中斷,是因為他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事實上,早在1948年,他就被國民黨打成「左派」,還受到通緝,所以跑去了解放區。杜老既是國民黨眼裡的「左派」,又是共產黨眼裡的「右派」——這只能說明他不是左右逢源的「風派」,而是一位堅持獨立見解、堅守道德良知的真正的學者。作為曾經的黨校理論研究所副主任,只要他順從上意、不「亂說話」,或偶爾針對某熱點事件發表一點隔靴搔癢的評論,不愁沒有各種項目、頭銜、待遇,只是那樣的話,他也就不是杜光了。

    近年來,杜老頻頻發表「敏感」言論。201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回歸民主(香港新世紀2012-03-01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從所關注事件的時間點上看,本書應是此後針對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評論集子。各篇的主題緊緊圍繞憲政與法治,主要論述了「黨大」還是「法大」、法治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關係、憲法與改革的關係、民間憲政運動與反憲政逆流、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的進步與局限等大問題。

    2013年以來,以《南方週末》新年獻辭「憲政夢,中國夢」為標誌性事件,「憲政」成為中國朝野左右的爭論焦點。反憲政陣營在官方授意下,接連拋出多篇文章攻擊抹黑憲政。稍後,官方內部傳達「七不講」,全面抵制憲政民主、公民社會和普世價值。緊接著,各種網路封殺、抓大V、抓記者、抓律師等「亮劍」行動緊密配合,中國儼然進入了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戰爭。在這種險惡環境下,杜老奮筆疾書,力挺憲政,接連發表了一系列討伐反憲政逆流的檄文,體現了一位獨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勇氣

    貫穿杜老文集始終的命題是憲政、法治和「黨的領導」之間的關係。他不厭其詳地論證,「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是一個偽命題。」杜老可謂一語中的。執政黨的作用是憲政與法治繞不過的一個話題。我做法治講座,幾乎每一次都有聽眾問:一黨執政體制能否實現法治?迄今為止,真正的法治國家確實都是多黨制國家,只有新加坡等個別國家例外。其實即便新加坡也不是嚴格的一黨執政,而只是「一黨獨大」,反對黨仍然合法存在,並擁有少量議席。既然「法治」、「依法治國」等概念早在1999年就已入憲,成為執政黨自己宣稱要實現的重要目標,而法治又和一黨執政存在明顯的負相關性,那麼就不能不認真對待「黨的領導」問題。

    法治之所以和「黨的領導」難以相容,根本是因為法治和集權不相容。阿克頓爵士的名言早已眾所周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任何人都是理性自私的,一旦掌握了不受控制的絕對權力必然會以權謀私、濫用公權,即便有良法也我行我素、無法無天。在其名著《法的精神》,孟德斯鳩精闢指出分權對於保護自由的重要性

    當立法權與執法權聯合在一人或單個行政機構手中時,自由就消失了,因為人們將害怕製造暴戾法律的同一個君主或元老院將以暴戾的方式執行它們。當司法權不和立法權或執法權分離時,自由也不復存在。如果它和立法權相結合,那麼在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之上的權力就將是任意的,因為法官也將是立法者;如果它和執法權相結合,法官就能具有壓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個或一群人——貴族也好,平民也好——運用這三項權力:制定法律的權力、執行公共決議的權力、和判定罪行或個人爭議的權力,那麼一切都將喪失殆盡。

    顯然,法治和人權遵循同樣的邏輯。如果權力過分集中,都掌握在一個人、一個機構或一個黨派手裡,那麼百姓在自由遭到侵犯之後會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找不到人替他們伸冤,因為所有政府機構都是一家開的。更何況「黨」是一個抽象概念,「黨」究竟是誰?這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問題。每一個黨員幹部在行使權力的時候可以打著「黨」的旗號,承擔責任的時候則可以把一切都推給「黨」,所謂「黨的領導」很容易變成該黨領導的個人領導,黨治很容易蛻變為赤裸裸的人治。因此,如果一味強調「黨的領導」,無限增強黨的權力,那就等於是讓掌握黨的權力的個人不受法律約束,為公權私用和貪官污吏製造腐敗溫床,從而走向法治的反面。

    既如此,就不能不謹慎對待「黨的領導」和法治之間的內在張力。在轉型時期,我能理解執政黨不願放棄「黨的領導」,但是如果執政黨真的要實現法治,就必須對「黨的領導」有所限定。如果還是像「文革」那樣黨政一體、全面領導、什麼都管,不僅管幹部,還要管媒體、管法院,那麼依法治國就是緣木求魚了。事實上,趙紫陽在1987年的十三大報告上已經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黨政必須分離,「黨的領導」不等於什麼都管,而只是意味著黨領導立法並監督政府實施,但是行政必須保持中立,至少必須實行司法獨立。至於有限意義上的「黨的領導」究竟延續到何時,留給政治體制改革慢慢解決。

    杜老的觀點比我更加鮮明,直接宣判「黨的領導」是一個「偽命題」,其道德勇氣令人欽佩。讀杜老的文字,常有振聾發聵之感。他是「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過來人」,一度曾遭受迫害,卻依然無所畏懼。我等後輩生於極權政治式微之際,更應當超越恐懼,在基本是非問題上直言不諱,才算對得起自己的職業。

    這是我讀《憲法、憲政與法治》論文集的一點感悟,謹為序。

    原文刊登於:也談憲法、憲政與法治 —— 杜光教授新作《憲法、憲政與法治》序 (張千帆) 


    公民意識 / 黨政分際、行政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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