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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片:鄭南榕自焚現場

    幾年前我推薦過一本談論自殺的書給學生,書名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書中把人類的「自殺史」做了梳理,並且試圖以人文精神去詮釋。在作者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眼中,自殺在不同文化裡存在著不同的意義,比方說對愛斯基摩人來說,唯有「自殺」和「戰死」能進入美麗的光明之境,自然死亡反而會進入幽狹山谷。當然,自殺在不同的情境也有不同的內涵,為理念而死與逃避而死,在文化詮釋上的價值當然不同 

    因而,艾佛瑞茲說,他不願為自殺這事下定論。在序裡他提到,對羅馬作家阿爾比特(Petronius Arbiter)而言,「自殺是獻給畢生致力於高品味生活的生命,一個優雅的裝飾音。」對英國詩人托馬斯.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來說,「自殺是在飢餓所導致的慢性死亡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對女詩人希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來說,「自殺則代表了把自我拯救出來的企圖,不讓自己陷入自己詩中絕望的情境。」對義大利詩人、小說家卻札瑞.帕韋澤(Cesare Pavese)而言,「自殺像日出般必然,所有的讚揚與成就都無法阻止。」

    我推薦給學生的原因不是贊揚自殺,而是提醒他們,不能把一件事做完全的道德歸因,有動人的自殺也有遺憾的自殺,有令人尊重的自殺也有令人惋惜的自殺。但輕蔑最是不該,我們沒有權力輕蔑他人所經歷的人生,因為那背後可能有我們不能理解的掙扎與痛苦

    在這一陣子的成大新廣場命名事件中,「命名活動」最後進入了學校的權力體制「校務會議」被進行表決。這事沒有太大問題,凡是要通過公文執行的政策,都得經過這一個由全校教授投票推舉出代表的校務會議。在這過程中,王文霞教授的發言當然備受關注,但除了她之外,正反支持的立論(李輝煌教授就提出跟她不同的看法),會讓我們看到教授們在這樣一個會議上所揭示的立場,從而知道校務會議的意義與力量。

    或許,我們可以先談談校務會議在大學裡的意義

    我從上學年開始,兩度被選為東華大學的校務委員。校務會議是教授治校的一個重要象徵,一個數千到數萬人的學校確實就像一個小小的自治村落,有許多條文等待議決。兩周前我參加的那次,有一條修正的條文是「導師制實施辦法」。在討論之時,兩位和我在「東華教師會」共事的同事,陳毅峰教授和謝若蘭教授,提出導師打學生「操行」成績的不合時宜。這點我完全贊成。

    一來,已成年的大學生,還得被評等「操行成績」,本就是荒謬之事,他們要面對的是針對成年人所制定的「法律」。二來,大學導師並不像中、小學老師,真的那麼認識學生的生活狀況。操行成績不但沒有客觀的標準,反而成為部分學校或教師拿來威嚇學生的一種手段。那是過去台灣的大學軍事、政治治校的遺毒。因此,當學生拿著英文成績單到國外申請學校時,Conductresult的結果,也常會引起誤會

    學務處人員以「有時候申請獎學金」需要操行成績,算是回應了陳毅峰教授的提議。眼見沒有人附議,坐我一旁的歷史系吳翎君老師,推了推我要我發言,以免讓這個提議就此溜過。我思考了一下遂舉手發言,表達了意見。一件事不是曾經是正當的,就永遠是正當的,我認為廢止操行成績是時代趨勢。幸運的是,校長因而要學務處「研究研究」,我不知道這個「研究」需要多久,但這是第一次讓我覺得「校務會議」確有作用,它很可能是許多事推動的開始。

    從成功大學公關室的新聞稿看來,他們很想把這個事件導向程序正常的方向,也就是說,校務會議代表的才是校園真正的民主程序。學生投票雖然將「南榕廣場」選為最高票,仍要通過校務會議的議決。在程序上確實沒有問題,只是這麼一來,會讓人懷疑當初委託活動舉辦的誠意。因為如果校務會議代表才能決定廣場命名,那麼乾脆把那十個名字交由校務會議議決即可。如果校方質疑投票率太低不具效力,那麼大概台灣各大學的學生會組織都無法成立了。軟性的、鬆散的校園民主投票,很難像總統大選那樣積極動員,我想各大學任教的教師都清楚。

    何況,在大學校園裡,常有些行政的默契。比方說,當有教師要升等時,系主任與系教評會會提出一個外審名單,更高層的主管當然有不按名單順序勾選的權利,但基於尊重系才是最了解相關專業人力的單位,主管通常也會尊重這樣的專業判斷。簡單地說,在大學任教裡並沒有一般政治體那樣的絕對長官與從屬的關係,同儕評鑑與同儕對話,才是學院民主的價值所在。而校務會議有學生代表列席,更是一個可貴的對話機會。

    成大校長黃煌輝教授在校務會議前發了公開信給全體師生,算是表態了他的立場。他首先強調他所認可的行政程序,正如我上面所言。第二點則表現出校長的意志,他提到「校內相關設施均應避免涉及政治性活動與特定政治意識形態」。這點,實則墮入我之前寫過的一篇「No Politics」闡述過的盲點,在現代社會中,避開政治議題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宣示非政治者,常會陷入自我指涉的窘境。(這裡我就不多說,有興趣者可去看那篇文章)與校長立場一致的發言者,大概不出這樣的論述脈絡。

    敢為自己的理念就死

    歷史系王文霞教授的理由,我仔細唸過網上提供的逐字稿。她的理由之一是,台灣民主歷史上,比鄭南榕先生有貢獻的人太多了,意思是,何必執著於將廣場命名為南榕?以一個旁觀者來看,這個理由很好反駁。並不是所有的民主運動先行者都與成大有關,對民主貢獻的深淺確會在時間之流中也會有更多元、複雜的評價,但鄭南榕先生顯然是跟成大關係極深的一位。何況「南榕」一名足以容納多元詮釋(南與榕,都跟成大的意象有關)。再者,投票的結果擺明了就是「南榕廣場」,不是「羅望子廣場」。(如果是「羅望子」廣場,會不會有老師說鳳凰木在吸碳與美觀功能上更重要來反對?)

    我認為,王文霞教授發言的不當之處,首先在於她不斷使用話術來貶抑多數人「不懂歷史」。其次是把自殺這件事,貶抑為不敢面對生命的挑戰。至於她後續提到「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我可以寬鬆地視為是口語表達時的不精準。

    對我來說,王教授發言的第二個不當,是她直接把鄭南榕之死,視為「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只因為「他是害了他自己的生命,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

    猶記以前在讀到民國史的時候,我的歷史老師有過這樣的感慨。那就是那些挺身對抗清帝國或抗日的人,或許各有所圖,但他們其實不少人都明白,這樣莽撞的軍事行動有時等於自殺。誰說不是呢?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做?

    我就讀過的兩個學校,都是充滿政治與歷史意涵命名的學校。一是福星國小,二是成功高中。因著中文字的特殊性質,或許很多人不再會知道福星國小是紀念羅福星這個人。

    羅福星是誰?他是道地的多種族混血兒,母親是印尼葡萄牙裔人,父親則是客家人。他加入了同盟會,在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之時,率領了在爪哇募集的兩千多民兵聲援。之後回台灣主事抗日,事洩後千人被捕,羅福星等被判絞刑。

    我當然知道福星國小是「大中華思維」下的命名,它也是一個政治命名,從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正確角度來看,羅福星是個烈士。但即使對我這樣一個已不再被大中華意識纏繞的人來說,28歲就殉身的羅福星也是個迷人的人,為自己的理念就死之人。他的絕命詩「殺頭好似風吹帽,敢在世上逞英豪」,有一種「留將公罪後人論」的豪氣與自信。就這一點,我認為福星國小的存在毫無問題。

    傅正明先生在《地球文學結構》這本文學批評裡,談論諾貝爾文學獎匈牙利猶太作家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時提到,部分人「自殺是出於人的無奈,反叛的渴望」。許多猶太知識分子沒有死於屠殺,卻在戰後死於自殺,這是為何?傅正明說他也不鼓勵自殺,但我們必須試著去理解這些慨然面對死亡者的心中,所思考、所寄託、所企盼的是什麼事?如果生者看不到死者自殺的意義,忘卻死者的悲劇給生者的啟迪,那就等於再一次殺害了他們

    鄭南榕為言論、思想的自由,而自囚編輯室,進而殉身,這是一個事實,當然也是一個悲劇,莫忘了,悲劇是有力量的。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認為,悲劇本身,就是給「世界的存在」問題提供一種聲音,而悲劇的使命是要讓所屬的社群理解到,他們作為「歸屬的存在」是負有責任的。齊克果談論的是戲劇,同時也是命運。鄭南榕的悲劇提供了我們所存在的,這個身份始終曖昧不明的島嶼一種聲音,讓知曉此事的島民理解,他的死,不,是關於對他的理念的討論(爭取言論的自由),我們仍然有著責任。

    逼著鄭南榕以死殉身、明志、抵抗的幽靈至今仍在,藉由悲劇留下的象徵,所喚起的「集體負罪感」就有意義

    我和王文霞教授的看法不同的地方在於,我認為歷史教育的意義(包括一個廣場的命名,一個紀念碑的成立),在於它創造了一個窮盡人一生也無法完成的「認識歷史」這個龐然工作的一個細部。或者說,歷史教育應該在教養一個此刻聲息尚存之人,面對歷史時,能獲得什麼樣的覺知?

    正如卡爾特斯在獲獎感言裡提到的,「自由以豐富的色彩點染著我們的生活,它喚醒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存狀態的確定事實,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為之承擔的責任。」有的人以堅忍活著喚起這樣的一件事,有的人以死去喚起,如是而已。

    原文刊登於:有的人以死去喚起 (2014-01-20吳明益臉書)


    國家靈魂 / 生命教育

       
  • 對自由熱切的嚮往,是歐洲最偉大的價值,它使生命豐盈,喚醒我們正視生命存在及其所承載的責任。--- 卡爾特斯獲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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