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頁

  •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情了--中、港、台新公民運動之「對照記」 

    兩岸三地的新公民運動,彼此相關和呼應,既互為鏡鑒,又可前後奧援。在大洋彼岸,我有三點的觀察、比較和分析。 

    第一點,新公民運動的主力,香港和臺灣都是以大學生(甚至包括中學生)為中堅力量,亦有學者、律師、牧師等專業人士介入和支持;而在中國,則以少數人權律師和被邊緣化的異議知識份子為主,學生完全缺席。這一差異顯示,六四屠殺二十五年來,中共成功地控制和馴化了大學,用法國思想家密歇爾傅柯的話來說,大學已經變成「全景式監獄」。敢言的教授紛紛被趕下講臺,最近一年多就有北大夏業良、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西北政法大學洪堪果等教師被迫「失業」。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加之就業形勢嚴峻,這一代大學生為「蝸居」和「蟻居」而埋頭打拼,失去了對社會公義的關注與期盼。 

    另一方面,在香港和臺灣,主要的反對黨(如香港民主黨、公民黨和臺灣民進黨、台聯黨等)未能成為新一輪公民運動的領導者。在野黨對社會的脈動感覺遲鈍,行動上未能即時回應,且在思想上缺乏前瞻力和創意。在中國,由於中共當局對民間組黨實行殘酷打壓,90年代末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潮被鎮壓之後,二十多年來再無法出現以卵擊石的反對黨組黨運動。一黨獨裁的局面出現鬆動,尚待時日。 

    第二點,新公民運動反對的物件,最終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全球最後一個極權主義大堡壘——中共政權。中國的新公民運動直接與共產黨政權對抗,自不待言;臺灣民眾反對國民黨政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政權不僅早已放棄昔日的反共目標,而且成了中共在臺灣的傀儡,所以在臺灣學生佔據立法院時出現了這樣一幕場景,「學生對警察說:想清楚啊,不然兩年後只有公安沒有警察!」;香港民眾反對特區政府,其特首梁振英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所以香港民眾反對的是「黨人治港」,正如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所說:「本土、民主、反共六字口號概括了香港新公民運動的精神。 

    這背後涉及到對中共政權的評價。臺灣民進黨公佈兩岸政策民調,顯示民眾不滿民進黨「逢中必反」的立場,民進黨掌舵人隱然有改變對中共政策的意圖。然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一語驚醒夢中人:「中國要吞噬台灣的策略清清楚楚,當台灣的經濟與巨大的中國纏繞在一起時,對統一的抗拒就會瓦解。台灣就會如香港回歸。」香港和臺灣的龐大的政商聯盟,將中共當做親密無間的生意夥伴。吊詭的是,中共最好的朋友不是北韓、古巴等殘存的共產黨國家,而是西方(包括港臺)的跨國公司和大資本家。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說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了一句笑柄。 

    那麼,港臺的民間社會究竟該怎樣看待中共政權?就應當理直氣壯地說「逢中必反」,今天的中共政權跟昔日的納粹德國並無本質區別(儘管中共的化妝更加巧妙)。當年,熱愛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反對納粹德國,就是反對它的一切,而不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今天反對中共,也是反對它的一切,包括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大一統」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臺灣年輕人喊出的「踹共」,本來是台語「講出來」的意思,但又可以解讀為「踹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中國、香港、臺灣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們需要對抗的、如同魔戒中的魔王那樣窮凶極惡的對手。 

    第三點,新公民運動抗爭的策略是非暴力抗爭,是公民抗命,是不惜用「以身試法」的方式追求更高層面的法治和正義。當在原有的政治體制之內看不到變革的希望——中共的後極權主義政體仍是鐵板一塊;香港的雙普選在中共的強力干預下難以實現;臺灣的立法院無法制約國民黨政府對服貿協議的黑箱決策——之時,既然正常的議會政治、媒體監督等手段已經全然失效,那麼新公民運動就應運而生,以街頭運動推動憲政的建立或深化。僅有書齋中的議論和議會裡的折衝是不夠的,街頭運動歷來都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非暴力抗爭或公民抗命的層面,美國的梭羅、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圖圖大主教,都留下了足以汲取和發揚的寶貴遺產。古往今來,掌權者從來不會主動放棄權力,既得利益階層從來不會自動出讓既得利益,原有的制度性的缺陷也從來不會由官僚機器來自發地進行修補。所以,公民運動永遠不會過時,永遠不能缺席。台灣的民主不是蔣經國恩賜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取消也不是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的良心發現,守株待兔的結構就是兩手空空,忍辱偷生的結果就是終身為奴。臺灣的學生和民眾拆除了立法院的牌匾,並在立法院的牆上噴上這樣一行打字:「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權利。」這句話適用於臺灣、香港、中國以及一起專制肆虐的地方。 

    未來,兩岸三地的新公民運動必將形成推倒極權和威權集團的合力,中共無法阻攔三地的互動與支援。臺灣公民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張之豪寫道:「我不時想起陷在『佔中運動』辯證中的香港志士們,我們這兩個殖民地,隱隱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我們的更堅強,就是給與他們更大的力量,他們對我們亦是如此。」 

    我在臉書上看到了王丹吾爾開希在臺灣立法院與臺灣學生熱烈交談的照片,25年的歲月沒有成為阻隔,為自由而戰的時空再度神奇地重疊在一起。臺灣媒體人陳奕廷從個人的體驗出發,梳理出一條草蛇灰線般的精神鏈條:「我特地到了會場前向陳為廷林飛帆致意。……我會認識他們兩位都是因為王丹。在捷運上,我想了一想,真的感謝王丹,一位令人尊敬的民主人士,到了台灣,以台灣為家,教導出這樣優秀的年輕人。」 

    我沒有像王丹那樣紮根臺灣或者香港,不過,我也有一點小小的自豪:香港《學民思潮》的發起人、後生可畏的黃之峰在一次訪問中披露,他的父親藏書數千本,他通過閱讀來提升辯論和寫作的能力,暑期幾個月時間閱讀了數十本書,「最為深刻的是余杰的《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和《誰為神州理舊疆》」。而我的這兩本書都是在臺灣出版的——這也是兩岸三地思想激蕩的一個案例。感謝臺灣這個華人世界中擁有最大的出版自由的地方讓我的著作得以出版,而服貿協議卻將要用一種暗渡陳倉的方式摧毀這一自由。 

    原文刊登於:中、港、台新公民運動之「對照記」(余杰)

     


    公民意識 / 公民行動

       

上一篇:從政的自我設限和檢查 移至文章頂端 下一篇:我台灣意識啟蒙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