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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婉窈的《面向過去而生》,其中有篇文章寫「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深深的被她的文字所震撼。

    「我讀小學時,老師認為我有繪畫的才分,因此被派去參加嘉義縣小學生的繪畫比賽。直到我讀研究所,或甚至更晚些,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嘉義曾經出過一位著名畫家陳澄波,他有幾幅著名的畫描繪嘉義街景和嘉義公園。我小時候學畫時,沒有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更不用說看過他的畫。」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在腦子完全空白之下,到嘉義公園寫生,我們從空白塗抹起。更糟糕的,如果陳澄波能活著,我們將不斷看到他的畫作,他將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的標竿,我們試圖超越的成就。我們不只被剝奪一個52歲的陳澄波,我們也被剝奪陳澄波可以對我們起作用的二、三十年(假設他可以活到七、八十歲的話;世界上有很多相當長壽的畫家)。」

    「同樣地,作為一個嘉義人,如果我從小能聽到高一生的音樂,能讀到他寫的東西,能了解他對原住民前途的主張,那麼,我的人文知識和人生視野將從另一個次元開始。如果他不被剝奪生命,他將給予我們更優美的音樂、更深刻的哲思。他將是我們豐沛的文化泉源中的一道清流!」

    「我們被剝奪的豈止高一生?豈止陳澄波?還有無數的,我一時無法列舉的文化與社會菁英。如果他們都活著,如果上天還給我們一個林茂生,還給我們一個呂赫若,還給我們一個林獻堂(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在他們「活生生」的影響下,和台灣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我想,我將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想,我們將會是很不同的一群人。」

    「剛提到的都是全島性的人物,其實影響可能更切身的是,我們被剝奪了周邊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物。無數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可能就是我們要稱為ojisan的父執輩;他們的遭遇使得台灣社會「嚇破膽」,普遍喪失道德勇氣。」

    於是嚇破膽、欠缺勇氣的人們成為我們人格的版模,還不用去提那些負面的人物呢。我們被剝奪的,早已不只是菁英的人士,還包括我們「可能」的菁英。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先生,就讀新竹高中時,心智早熟,時常思考人群與社會的問題,能了解他的人不多,當時有一位同學和他比較談得來,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也和他比較相似。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這位同學,幾年後被放出來已經神經錯亂。

    這位少年未必能像李遠哲那樣有成就,但他和李遠哲一樣關懷人群社稷,若得「長大成人」,應該會是我們社會的正面力量。然而,他在年甫十五、六歲時,就被剪除了。他一直哭。一個讓一介少年一直哭,坐上吉普車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周婉窈在自序中說:「有時候,一個人離開故鄉,故鄉總好像沒離開過他。…這本集子有幾篇散文算是『通過世界後回家』的文章。但願此生不用再離開故鄉尋找回家的路。」從她雋永的字裡行間,感覺更接近台灣的苦難。


    普世價值 / 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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