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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晚一寂開場:「知不知道前一陣子有一個民調問:對台灣最有貢獻的總統是哪一位?」很多人並不知道有這個調查,但是,都猜想得到答案,蔣經國。提到蔣經國,大家都會想到十大建設,而不會想到白色恐怖和情報頭子,就算知道,也會認為他的功大於過。
    其實,就一個民主國家來說,政府用來自人民的稅收錢,去蓋硬體建設,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黨國體制的宣傳洗腦下,公共建設突然變成了領導人的恩賜,靠台灣中小企業打拼而有的經濟成果,靠民主鬥士的生命與血淚換來的民主發展,也通通被宣傳成領導人的功績與德政。
    自1949年,蔣經國正式統籌台灣的情治工作以來,先後在軍中設立政治控制的政戰系統,在政府機關設立政風系統(惡名昭彰的人二),在學校跟公營事業設立國民黨黨部,控制嚴密,手段殘酷,運用特務對台獨、民主、共產黨等異議人士打壓捕殺,造成三十餘年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倘不是因為江南案爆發,國內外施壓,其專制獨裁的政治控制,根本不打算鬆綁。因此,蔣經國的「推動民主化」實為「被迫接受民主化」,較為恰當。
    解嚴後,表面上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基本上黨國實權沒有太大改變,箝制扼殺弱勢者異議管道的集遊法繼續阻隔共識的形成,當年聽命於最高領袖的「軍法」變裝易容為揣摩上意的「司法」,繼續羅織罪名、整肅異己,繼續替黨國服務,當年非法掠奪的鉅額黨產繼續金援選舉的造勢與樁腳的建置。
    如果要談蔣經國真正留給台灣的遺產,那就是深根固底的黨國體制,是一批批低聲下氣、逢迎附和的知識份子和政客,是只看利益、不談理想、習慣消極、卻乏主體性的台灣社會,和一個殖民政權永遠不肯本土化、在地化的傲慢。
    我的母親,是政工幹校畢業的,曾在家鄉的宜蘭女中當過軍訓教官,以身為花木蘭為榮,她與她那個世代許許多多的台灣人一樣,很喜歡唱愛國歌曲,其中有一首是這樣的:「愛我的土地愛我的家,愛我的親人愛我的他,更愛我青天朗朗的大中華。」
    為了這個大中華的統一與和諧,個人的夢想、真愛與獨特性,都理所當然可以被犧牲、壓抑、甚至鄙棄;為了這個大中華的統一與和諧,當公權力害人、殺人時,我們從不問憑什麼?當資源取得不平等時,我們歸咎於個人出身、前緣命定,而從不相信,平等發展的機會是天賦人權,是每位公民應該努力爭取的。
    在紀錄台灣左翼分子的電影《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中,導演王育麟不斷重複他所相信的共產主義的初衷:「我不是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
    受訪者之一、勞動黨副主席林書楊也談到:「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還沒有開始,…什麼時候才開始進入真正的人類史呢?就是人類可以不用暴力來作為最後的裁決手段,每一個個人自由發展,而不會互相抵制,互相衝突,每一個人自由自在地按照每一個人的特徵去自由發展,同時就是整體全體人類社會的發展,那才是人類社會真正的開始,那個是自由的國土。」
    感覺,那就是師所說的「做每個人的最真最美與最嚮往,也允許別人做他的最真最美與最嚮往」,也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人活得有尊嚴、有價值」的理想國度。
    共產主義的理想也許很好,只是缺乏直接民主,也缺乏「人權為主,公權力為從」的結構,其公權力的產生沒有正當性,反倒是與傳統政治文化的君主專制若合符節,遠不如當今北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
    真正要落實「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人活得有尊嚴、有價值」的理想,結合人文思想與公民社會,還是得落實直接民主,在生命態度上時時刻刻讓心貼近慈悲喜捨,吸收、釋放正能量,轉化負能量,不斷淨化能量,允許每個人做自己的最真,擁抱彼此的不同,並以之豐富彼此的生命。


    人籟萬千 / 社會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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