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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當我們回頭來看2020的這場人畜共通病毒(zoonotic virus)大流行,我們會留下什麼樣的證言?未來的人們,會不會像現在的我們一樣,讀著卡繆的《鼠疫》,現在的我們,是否比卡繆和他那個時代的人們,更懂人性,更懂生命?

    《鼠疫》書中最內核的一句話,大概是李厄醫師說的:「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誠信。」何謂正直誠信?法文小說中的用字是honnêteté。

    卡繆透過書中的三個人物,來闡述「正直誠信」。

    第一個人物,就是李厄醫師,他不相信英雄主義,他就是做他能做的。面對死亡,面對瘟疫,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失敗」,「但不能因為這樣就不再奮鬥。」塔盧問他:「這些都是誰教你的,醫師?」他不加思索地說:「苦難不幸(la misère)。」

    李厄對「正直」的定義,來自卡繆對小時候生活的「坎坷磨難」的遭遇,他的悲憫惻隱之心,包括對人性的弱點保持悲憫,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對任何人做道德審判。他在乎的是體恤他人的需要,服務他人,有取有捨而不存妄想。

    李厄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以苦難為師,看到個體有責任、也有能力,透過行動去減輕他人的苦難。

    第二個人物是境外來的記者藍柏(Rambert)。封城之後,千方百計想要逃離,因為他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這裡,加上與未婚妻分隔兩地,他的心完全被自己的痛苦所佔據,而無視於周遭的人也正在受苦。後來他意識到,自己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選擇留下,加入志願小組,與大家一起對抗疫病。李厄醫生告訴藍柏,選擇追求幸福沒有什麼可恥的,藍柏說:「對,但獨自一個人幸福卻可能令人羞愧。」

    藍柏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不再耽溺於個人的痛苦,開始張開眼睛,看見苦難的普遍性。誠實在於放空自己專注於(letting yourself focus on)自己的權利和尊重他人的權利。」真正的榮耀伴隨著對他人的關注,虛假的榮耀會 反過來鼓勵自我滿足,而假裝他人的痛苦不存在或管不了。

    第三個人物,就是發起疫情防控志願者先鋒隊的塔盧(Tarrou)。李厄問他為何要插手管這件事?塔盧說,「也許是道德感吧。」「哪種道德感?」「理解。」

    塔盧的父親是法官,他曾經以父親的工作為榮,但有一次親臨父親審判現場,他看到被判死刑者臉上的驚恐,他的世界開始天翻地覆:「我知道了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由於我認定那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他們的死甚至可以說是我挑起的。」塔魯把鼠疫比作奪取別人生命的行為,不僅僅是謀殺犯罪,甚至是死刑審判者、旁觀漠視者他渴望人與人之間沒有殘殺,在目睹父親對一罪犯宣告時,他竟發現對那罪犯的同情和關注遠超越了對父親的關注和愛。

    他對李厄說:「我確知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得隨時提高警覺,不要一個不留神就往另一張臉上呼氣,把病菌傳染給別人。這裡頭唯一自然的東西是微生物。其他諸如健康、正直,或者還有純潔,這些都受到意志的影響,而且這種意志應該永遠不會停止。幾乎不傳染病菌給人的好人,就是盡可能不分心的人。要想無時無刻不分心,就需要有意志力,還要繃緊神經!」

    塔盧來說,瘟疫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惡」。健康、正直、純潔…都要靠意志力維持,一個不小心,就會沾染了瘟疫,想要痊癒不太容易。在塔盧身上我們看到的「正直」是:無時無刻地留神、注意,不輕忽自己的一言一行對他人的影響力。

    李厄對塔盧式的英雄主義和聖人情操沒興趣,他關心的是怎麼當個人。

    有趣的是,很多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這本小說,西蒙波娃認為用卡繆用自然的瘟疫來象徵法西斯,等於是讓人們逃避了政治和歷史責任,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也有類似的批評,認為卡繆給讀者提供了一種反歷史的道德觀。關於這一點,卡繆的回應是,世界終會戰勝歷史,「美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為任何政黨服務。它只能在或遙遠或鄰近的日子裡為人的痛苦和自由服務。」今天的作家不應為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

    或許對卡繆來說,他用瘟疫來象徵的,並不只是人人身上隨時可以死而復生的法西斯政權,而是人類在公共生活中的沉默怯懦、從眾逃避。比起批判政權,他更想要探討的是,人在面臨苦難時所做出的各種選擇,並彰顯呼喚人們與生俱來不可或缺的「正直」。


    普世價值 /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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