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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惠偵導演的紀錄片,想知道她透過紀錄片完成跟母親之間的重要對話。這是AI舉辦的、配合婚姻平權的系列活動。

    她的生命經驗很特別,小時候,母親受不了家暴,帶著兩個女兒一起逃家,匆匆忙忙間,沒有帶戶口名簿,因此,兩個小孩都沒有繼續念書,也為了討生活,從小就跟著媽媽一起做牽亡陣。

    黃惠偵,身上帶著三個標籤,一,中輟生,二,牽亡的,三,媽媽是同性戀。雖然她本來認為,媽媽有女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身邊一些大人讓她覺得,她媽媽這樣,是病態的,她想要去書中找資訊,來反駁這些大人,但在那個年代,她所能看到的,往往又證實媽媽同性戀是病態的觀點,讓她更加自卑,更加憎恨這樣的標籤。

    人生重大轉折點,就是認識楊力州導演,導演來拍她、一個做牽亡陣的青少年,她才知道有紀錄片這種東西,於是,她去社大報名,開始學習拍攝紀錄片,也跟著社大的那群老師們,一起投入NGO。她的這部紀錄片,其實是從她20歲那年開始拍的,當時只是因為憤怒,就像很多年輕人一樣,對很多事情都感到憤怒,她想要透過紀錄片來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動接受社會給她的標籤,或加諸在她身上的敘事。

    然而,這個拍攝計畫就這樣放了十幾年,一直到快要40歲,因為生了自己的女兒,她才真正有了動力,繼續把這部片完成。這部片,是一封她寫給媽媽的影像書信。

    當時,她已經搬回家,跟媽媽一起住了,但她跟媽媽的關係卻很疏遠,疏遠到,媽媽必須透過嫁出去的姊姊,來打聽她的消息:阿偵最近怎麼了?好像都待在家裡,沒有去上班,是不是換工作了…之類的。

    明明就睡在隔壁房間,兩人之間,卻隔著最遙遠的距離。

    她不希望跟媽媽的關係繼續這樣下去,她覺得拍紀錄片,會促成她們之間的對話,改善她們的關係。然而,母女心結卡得很緊,她知道不能直接用這個理由,於是,她用另外兩個理由說服了媽媽讓她拍攝:一,留一個紀錄,讓阿平(孫女)長大了以後,還能夠知道阿媽的故事;二,因為台灣同志們正在爭取婚姻平權,這個主題會幫助台灣社會更理解同志。媽媽答應了。

    紀錄片中,她呈現了媽媽真實的生活,跟女朋友的互動,還有前女友們的訪談。其實,逃離了家暴以後的媽媽,一直都很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很公開的出櫃。當黃惠偵問媽媽,在那個保守的時代怎麼敢公開,媽媽說,是你不知道而已吧,台北橋那裡聚集很多啊!

    反而是,媽媽對於自己被家暴這件事,感覺到很羞恥,不敢讓娘家人知道。在小小的黃惠偵心裡,家暴,是家常便飯,而且不只是發生在母親身上,而是所有的婚姻,當時的媽媽就有點像大姊大,很會照顧人,所以,家裡三天兩頭就有被家暴的阿姨來避難,有的還不是真的結婚,只是「鬥陣做伙」而已喔,她們擦擦藥,躲個兩三天後,就回去,又跟先生和好,就像沒事那樣。所以,小時候的黃惠偵,真的不懂女人為何要結婚,她立志要出家當尼姑,一直到20歲,跟人打聽哪裡出家比較好,被告知說,你有錢嗎?要是你沒有自己帶點錢,出家也是會被欺負的喔!她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紀錄片中,她也有跟著媽媽回到娘家去掃墓,訪談阿姨舅舅們,知不知道媽媽喜歡女人?知不知道媽媽嫁過去很不幸福?對於媽媽喜歡女人這件事,他們都說不知道,知道這要幹嘛?避重就輕轉移話題。關於媽媽當年嫁得不好,他們說,誰會知道?女人年紀到了,不就是要嫁人嗎?不然要幹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沒出嫁的女兒,祖先桌上不會有人幫你祭拜的。

    她問媽媽,如果重來,會結婚嗎?當然不!對媽媽來說,真正的婚姻平權是,想要結婚的人都可以結婚,不想結婚的人也有權利不結婚,而不會遭受到制度上的歧視,或社會上的無形壓力,沒有生育的女人,更不會被說是不完整的、沒有完成母性的天命。

    真正同志運動的成功,應該是同志身分的正常化,沒有人需要「出櫃」,也不用Pride Parade,正因為現在的同志認同必須被隱藏,才會需要出櫃,因為被汙名化,才會需要強調身為同志的驕傲。

    當所有人都能以自己的自然不勉強為榮,以每個人的自然不勉強為榮,才是人權運動的成功,才是在榮耀人性。

    父親這個角色,雖然是母女心結的一個重要關鍵,但紀錄片中反而沒有著墨太多。對黃惠偵來說,父親這個角色,本來就是一個悲劇人格,她從來沒有太多期待,有的反而是憐憫,尤其在她後來進入NGO工作,接觸很多像父親一樣的底層的男性勞工,有很多受挫的生命經驗,又沒有外在和內在資源可以超越這些生命困境。

    母親被迫嫁給父親,從一開始就告訴父親,我絕對不會愛你的!後來,父親工作不順利,失能、酗酒、賭博、靠母親撐起家計,這樣一個父親角色,在家中是完全沒有尊嚴沒地位的,她們從小都跟著母親在背後叫父親是「死沒人哭」,他就是這樣一個自覺卑微低下又無法接受(導演形容「弱之又弱」)的人,才會用最原始的暴力對待太太,用性侵對待女兒,才能拚湊回那麼一絲絲威權的假象。

    但這樣一個抬不起頭、完全沒有尊嚴,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的男人,卻是黃惠偵跟母親多年來無法對話的癥結。父親雖然走了,但父親的悲劇卻一直盤據在這對母女的生命中。

    媽媽說:「我知道你好討厭我!」女兒:「我才覺得你好討厭我,因為我跟爸爸睡這件事,讓你好討厭我。」

    餐桌上的一席對話,將那被禁錮數十載的亡魂釋放了出來,而母女之間想要與彼此靠近的溫柔,超渡了這痛苦的亡魂。

    她問媽媽,過去好痛苦的這些事情,說出來,感覺如何?媽媽說:「感覺比較輕鬆。」

    「輕~鬆~」,說這兩個字的時候,媽媽臉上的線條柔和了,那如釋重負的感覺,是整部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黃惠偵跟她女兒一起走入會場時,有一個小插曲,AI的工作人員,只介紹導演黃惠偵和一起對談的AI台灣分會副理事長黃尚卿,卻沒有介紹這位讀小一的女兒,當場就抗議說:為什麼沒有介紹我?怎麼只介紹大人,不介紹小孩?AI工作人員有點愣住,黃惠偵幫忙化解尷尬,自己介紹了女兒,不過,女兒顯然不太領情,哼的一聲,不接受大人安排的座位,自顧自地揀了個位置坐下,然後,從頭到尾發出聲音,幾乎沒有停止過,黃惠偵彷彿很習慣,完全不受影響。

    另外,對話中,主辦單位開了一個Slido,讓人線上匿名提問,這種做法,最近還蠻流行的,我感覺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現場觀眾用書寫的方式提問,思緒比較有整理,節省時間,也避免了有人發言過度冗長、或者不是要提問只是要發表意見的弊病,同時,由於大部分人都是匿名,主辦單位篩選題目,也比較不會有拒絕對方問題的尷尬。

    缺點是,他們在對談進行當中,就直接投影在布幕上,會讓人分心,應該可以有更好的安排,像上次唐鳳主持一個座談會,她就沒有把題目打出來,而是由她篩選後提問。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種多工的狀態,如果有個時間,我們都停下來,然後一起思考,一起寫下問題,而不是邊聽座談邊看提問,這樣品質不會更好嗎?

    另外一個缺點是,我覺得沒有面對面提問,缺少了直接的互動,所以比較多的互動是在主講人和對談人之間,那感覺就不用去現場了。而且,與談人黃尚卿的問題或回應,都有點漂移、打不到重點,有點可惜。還好,至少黃惠偵的回應都很清楚、動人,容易連結。


    兩性關係 / 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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