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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人們一般不願失信、不敢失信。因為一旦失信,信貸、租屋、租車、申請信用卡等都會受到影響,形成了使人們要求自己守信的倒逼機制。但還說不上是「處處受限」,大不了不使用支票,都用現金,還不致於在社會上很難立足。

    中國正在建立一個激勵守信和失信懲戒的聯合徵信機制,對個人或企業的「失信行為」實行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全面懲戒。今年6月17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介紹這個徵信機制時說:對違法失信者進行懲戒,重在約束,重在限制,重在提高失信成本。讓失信者付出巨大代價「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一時失信、長期受限」。既體現了激勵約束,又體現了權益保護。

    數以千萬計的高分用戶能夠在不交定金的情況下租用汽車和自行車,並且可以在醫院裡用智慧型手機輕輕點幾下付款,而避免排長隊繳費。

    中國很少人擁有信用卡或從銀行借款,信用資訊很少。沒有相當於美國全國性廣泛使用的FICO分數來評估消費者信用風險。

    從去年6月1日已開始運行的「信用中國」網站,即是在建立一個平臺,打造一個全方位徵信的網站。要給所有的中國人評定「社會信用」等級,但要對他們每一方面的行為加以衡量和評分,需要大量蒐集和過濾處理資訊,這不僅是一個巨大的技術挑戰,而且是極度的主觀性。

    以後,誰會有「良民證」,誰會列入「黑名單」,由誰來決定?為什麼是政府官員給人民打分,而不是反過來?

    這個發想是繼承傳統的「懲惡獎善,賞罰分明」,讓好行為得到獎賞,壞行為受到懲罰,而中共是終極的判官。中國傳統文化下,官是管民的,民只能給官管。被管就要被透明,官的責任是管民,管民不能透明,包括密報、檢舉、監聽、偵察、審訊、收押、異端裁判、言論審判。

    連維良表示:對誠實守信者進行激勵,重在褒揚,重在提供優先機會,重在減輕社會負擔,比如,優先辦理行政審批,優先享受優惠政策,優先提供公共服務,減少審批環節,減少監管頻次,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使守信者在市場中獲得更多機會和實惠,讓「信用」成為「國家」對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考量因素。

    想像一下這樣一個世界:一個專制政府監督你所做的一切,對你所做的幾乎每一個互動積累大量的數據,並給你打出一個單一的「信用」分數來決定你可以享有多少權利。

    在這個世界裡,從拖欠貸款到批評執政黨,從闖紅燈到沒有贍養父母,都可能造成你失分。坐地鐵逃票,水、電、煤氣費不按時交款,手機停用不銷號產生欠費未還,酒駕、醉駕等交通違法行為等等,無所不包。

    未來的中國,你的「社會信用(social credit)」分數不但決定了你是否可以借到錢,還決定你家的孩子是否可以進入最好的學校或者出國旅行;決定你本人是否可以在一家新潮的酒店裡訂房,在頂級餐館裡訂位,甚至影響到你可否約會。

    當人或公司破壞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叫做「信用不良」,日常所受的監督和隨機檢查就會被擴大,一整套的「高檔消費的權利」會被拒絕。「信用不良」的人,會被限制出境、購買不動產、禁止乘坐火車的「軟臥」,或乘坐飛機的頭等艙,或禁止住更好的酒店,禁止出國或送孩子上最好的學校和旅遊度假等等。

    《華盛頓郵報》2016-10-22 Simon Denyer報導說:這不是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惡托邦超國體(dystopian superstate)的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影片中具備「全知(all knowing)」能力的警察可以在案發前攔截犯罪。對比中國靠大數據以評分每個人來管理(China’s plan to organize its society relies on ‘big data’ to rate everyone),對人民未犯先防,制「民」機先,可能是中國2020年的樣貌。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經濟科技專案主管麥斯納(Mirjam Meissner)此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中共推行的信用體系聽起來似乎跟西方金融信用評分系統類似,但是民主國家的監管系統通常集中在一組數據上,並且數據的所有權建立是高度分散的。在美國,個人信用體系由環聯(Trans Union)、Equifax和益百利(Experian)三大徵信公司和一些區域性,行業性的徵信機構構成,這三大信公司相互獨立制衡,而消費者也不完全是被動接受評分,他們對徵信機構有監督權,可以提出申訴,或取得對自己的調查報告。基本上這些信用資料,絲毫沒有可以操作的政治性空間。


    普世價值 / 信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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