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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上做完定課、用完藥石,到公司和同事一起坐車上台北,接受第三評鑑單位的認證稽核。

    中午休息時,接受評鑑的同仁和審查員一起用藥石,席間審查員談到在美國讀大學的兩個女兒,一個人一年要上百萬台幣。他說在台灣工作省吃儉用,太太沒有工作,帶著兩個女兒住在美國,幾乎把所有的儲蓄都用在他們的培育上。

    他身體很胖,有糖尿病、高血壓,隨時帶著胰島素,飯前自行注射。或許是華人社會傳統觀念使然,他甘之如飴,說自己買了保險,只為自己留了60萬做為身後事的費用。

    另一位女同事,家中有七仙女,包括祖母和媽媽,他是家裡的老大,只有一位弟弟,年過40,未婚,住在家裡,所以還要為家裡承擔經濟壓力。他說他只為自己留30萬做身後事。

    感覺他們受到華人社會觀念的影響很深,所以他們的生命就是被家人綁得死死的,甘願為之生,為之死,最後他們在乎的只是能不能好死。但是他們卻不在乎自己的這一生有沒有好好的活,能不能為自己好好的活,活出自己的最好。

    美國人活是為自己活,活得好不好,不會怪父母怪配偶,有加分就住一起,沒加分就不住一起,住不住一起,快樂不快樂、滿足不滿足,自己選擇、自己決定。有喜樂就分享,沒有喜樂就自己努力。有苦惱也可分享,但絕不會怪罪或牽怒父母,父母也不會承攬子女苦樂的責任。美國人的家人往來,基本原則是先做到互相不妨礙自由與獨立。臨終的時候絕不會擔心子女尚未成家立業,絕不會擔心連累子女。

    讀吳易叡那篇《歸根:一個『好死』計劃的誕生》,談到死亡在華人社會的問題,華人其實很怕死,所以對死亡是一種禁忌,面對死亡的時候,新加坡一般移民華人因為經濟生活的不堪,往往死得很沒有品質,更談不上尊嚴。

    「不久前,新加坡的經濟學人委託新加坡連氏基金會執行的『死亡質量指數(good death index,此為連氏基金會的官方翻譯)』計畫,評比了全球80個國家。讓人深感意外的的是,這三地竟然都擠進了全球20名。香港吊了車尾,新加坡第18名。而台灣為第14名,僅次於福利國挪威,在亞洲位居翹楚。」連氏基金會係新加坡傑出商界領袖連瀛洲在1980年創立。比較奇怪的是「good death」他們不翻譯為「善終」或「好死」,用了一個冷冷的辭彙──「死亡質量」。

    「經濟學人智庫是怎麼制定死亡質量指數的呢?首先評比的是一般的安寧療護架構。擁有醫療基礎建設、專科制度和人員編制的三地,在這個環節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在照護負擔上,除了評估政府投入的資金之外,也要看一般人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基本的善終醫療服務。接下來評比的便是臨床指引、疼痛藥物是否容易取得、醫病關係、志工的可用性,最後問的便是一般人對於安寧療護的覺知。」

    「善不善終,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的確如同智庫報告裡所言,是一個公共和私人財政是否能夠支持一種特殊醫療服務的問題、基礎建設發展健不健全的問題。但對於一個有機社會而言,死亡絕不可能單純屬於醫療範疇。」

    醫療制度及機構的健全與否,以至於醫療服務的品質,或許決定了安寧照護的好壞,但死亡絕不可能只是屬於醫療範疇的問題。死亡是相對生存而說的。沒有生,就沒有死。什麼是好死?必然對應能不能好好的生;活出自己的最善,才稱得上「善終」。

    我們難道不是為了真正的愛而生,還是只是像蜉蝣一樣,朝生暮死,存活只是爲了完成生命周期的循環:出生、成長、繁殖、死亡。為了這樣子小鼻子、小眼睛的生?

    能夠好好地為真愛而生,也就能為真愛而死,這樣的死才是好死。不管是重病而死,或粉身碎骨,最重要的是活出信仰、活出嚮往、活出幸福、活出滿足、活出自己的最精彩!

    華人社會的好死,指的是死得很有面子、很安詳,壽終正寢,或是身體沒有被破壞,留得全屍。但這樣的死,如果死得沒有尊嚴,如果含恨帶怨而去,算什麼好死?像鄭南榕那樣的烈火焚身,華人社會必然認為不是好死,但他能夠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最大的信仰而死,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死得壯烈,這不正是好死,這不正是善終!

    華人喜歡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什麼是重於泰山?什麼是輕於鴻毛?面子嗎!還是耍耍嘴皮子而已。所謂的重於泰山不正是好死?善終怎會是因為看得開而輕於鴻毛?或自嘲式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人籟萬千 /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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