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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兩部電影,是我寫給印尼的情書。」

    2001年,一間比利時公司的農場女工,長期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的狀況下使用噴灑殺蟲劑與除草劑,許多人腎衰竭而死,因而動員及抗爭。她們要求公司提供防護衣,沒想到,公司不但沒有正面回應,還找了「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的黑幫流氓來要脅,她們於是打消了繼續抗爭的念頭。

    26歲的喬書雅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剛好在當時受「國際食品暨農業工人工會」(IUF)之邀,到印尼鄉下舉行紀錄片工作坊,教當地工人替自己的抗爭拍攝紀錄片。喬書雅不解,為什麼這些女工那麼輕易就放棄了抗爭,她們回答說,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就是這麼死的。

    當地工人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曾因為從事農業、加入農民組織,在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中,慘遭屠殺。下令或執行屠殺的人,至今都還世襲權力,甚至活躍在他們周遭,可能是村長,是學校老師,是隔壁鄰居。數十年來,被害人的後代還持續受到歧視、排擠、恐嚇、勒索,在巨大而沉默的恐懼之網中苟全性命。

    工人們對喬書雅說:「不如你來幫我們拍一部紀錄片,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數十年之間,為何仍須活在恐懼之中。」2003年初,他回到印尼,投入這項計畫。

    十年的青春,訪問了上百名1965年大屠殺的加害者、倖存者、其後代。錄製了這兩封寫給印尼的情書 ── 2012年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和2014年的《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殺人一舉》,如同揭穿了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孩子,《沉默一瞬》,則是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對話的嘗試,指引出和解的可能性。喬書雅說,第三部,是關於未來的,必須由印尼人自己來書寫。


    喬書雅印尼語流利,跟許多當事人成為朋友,然而,自從《殺人一舉》公開放映後,他就無法再踏上印尼的土地。「我應該還是進得去,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來。」勇敢的人不只有他,在片尾出現的製作團隊名單中,大概有1/3都寫著「匿名者(Anonymous)」,每一個匿名者,就是一位冒著身家性命也要追尋真相的印尼人。

    為什麼從《殺人一舉》開始?

    計畫之初,他接觸的都是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家屬,他想從他們的角度來拼湊出與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然而,訪談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受到了軍方的警告,要他們別再繼續。當地友人建議,可以從加害者那方來下手。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懼,以重演當年英雄事蹟為藉口,開始訪談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加害者,以外國人身分作掩護,他甚至訪問到加害者集團最高層級的大人物。他拍攝紀錄片的消息上了主流媒體,地方黑道誤以為他背後有這些當權者當靠山,受害者視角的《沉默一瞬》因此才得以進行拍攝,不受地方黑道騷擾。

    採訪加害者的過程中,喬書雅發現,他們不但不否認、毫無悔意,而且還鉅細靡遺地誇耀自己的所作所為。起初他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發現,每次說大話時,自我越膨脹,就代表內在越缺乏安全感。加害者集團「勝利者詮釋歷史」的防護罩越鋪天蓋地,也許越能顯示了他們內心的脆弱與不安。真的是印尼版的「沒有戒嚴的昨天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喬書雅所訪問過的每一個加害者,都曾在某個時刻向他揭露夜裡無法安睡的痛苦。民間流傳著這個說法,一定要喝被殺者的血,才不會瘋掉。他們之所以還活著,還沒瘋,因為喝了死者的血,彷彿吸人血的蝙蝠人!

    在印尼,每個小學生都必須看一部政治宣傳片,片中共產黨被描繪成邪惡殘暴的非人類,政府好藉此合理化1965年的大屠殺行為。受害者,被妖魔化,加害者,被英雄化,而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就是這樣被洗腦的。(印尼版的「台獨即台毒」?)

    喬書雅訪問到的第41人,安華剛果,後來成了《殺人一舉》的主角。喬書雅覺得他很特別,因為,他的痛苦,比較接近意識的表層。上一刻,他還描繪著行刑的細節,下一刻,他就跳起了恰恰恰,說自己之所以成為一個很讚的舞者,是因為他必須靠喝酒、唱歌、跳舞、大麻、搖頭丸,來忘掉這一切。

    殺了1000人,他必定是個惡魔吧?在導演的鏡頭下,他化身成一個慈祥的祖父,他要孫子跟不小心弄傷的小鴨子道歉,還教他們如何溫柔地對待小鴨子。

    導演相信他是知道的,也因為知道,他的良心備受折磨,透過一次又一次重複訴說好萊塢電影情節般的英雄敘事,來逃避面對深不見底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喬書雅跟拍了安華五年,並且不時把拍好的片段,拿給安華看,問他有什麼感覺。他知道,安華勉強維持的表面,充滿縫隙,只要能夠深入一處,有一天,終將瓦解。

    有一天,他們拍攝著當年刑囚的片段,安華扮演被自己刑求的那個人,演到一半,他覺得非常難受,無法繼續,他說:剛剛,我好像死了一下下。後來在家裡重播這個片段,他先是很開心地找孫子一起來看,說:來看阿公被打。兩個孫子離開現場後,他對導演說:就在那個時刻,我的尊嚴被徹底踐踏,我好像終於能夠了解那些受害者的感覺了。

    於是,才有了瀑布前的那一個段落:兩個被他殺害的人,跟他道謝說,謝謝你當初殺了我,讓我解脫,上天堂。這一幕,呈現了安華渴望的淨化昇華,與不可得的自我救贖。

    《殺人一舉》的最後,他回到了那個他親手殺了數百人的頂樓陽台,電影前半段,他曾經在這裡表演著他設計的、不見血的高效率鐵絲殺人法,並感到驕傲,電影最後,他在這裡乾嘔,像是要把這一生的罪惡感通通吐出來。

    忍不住想,台灣的安華剛果呢?那些製造陳文成跳樓假象,和手刃祖母、小女孩的台灣版的安華剛果呢?

    轉型正義,不只是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從加害者身上,萃取、還原出一絲絲能夠辨認的人性,我們才不會誤認為人性與獸性無異而對人性絕望,我們才有能力去反思,當時空錯置,角色調換,應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然而,當加害者繼續被歌頌為英雄偉人,當暴行被解釋為時代共業,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些「反人類罪行」背後的真正原因。

    身為美國人,導演不忘指出美國政府在事件中應負的歷史責任,並要求美國政府解密當時的文件,揭露美國對反共軍政府的扶植。印尼軍方至今仍是超越法律的太上皇組織。

    父親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魯坤(Adi Rukun),出生在大屠殺後的第二年,阿迪的母親說,他簡直就是哥哥拉姆里(Ramli)的翻版,如果不是因為阿迪的出世,她早就因為思念愛子而發瘋了。

    (圖:阿迪母親)從小,阿迪就聽母親一天照三餐地敘述哥哥被殺害的過程,所以,他知道學校、政府都在說謊。雖然阿迪身邊所有最親近的家人,都活在「後屠殺」的創傷中,但因為阿迪沒有親身經歷過屠殺,反而有種安靜、無懼的人格特質…他讓我想起了鄭南榕 

    他花了7年的時間,反覆看遍了喬書雅跟加害者的訪談影像,這些影片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終於了解為什麼他的家庭、他的學校、他的村莊、他的國家,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沉默一瞬》中有個片段,是阿迪拍的。2010年,他的父親突然失憶,他拍下了父親在家中地板地爬行、驚恐無助的畫面。他看到父親不認識、也不記得任何一個家人,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那是一個轉捩點,當下,他就決心要走出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繼續活在恐懼中,繼續害怕自己鄰居。

    他主動跟喬書雅說,他想跟殺害哥哥的人面對面交談。《沉默一瞬》的敘事軸線,是被阿迪這股強大的動力驅策著前進的。這股動力,讓我想起1947年出生的鄭南榕,在40歲的那一年,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每次拜訪加害者前,阿迪喬書雅,都會仔細研究訪談錄影,了解對方的個性,好決定要用什麼方式來展開對話。所以,影片中,阿迪看似隨興地問話,背後其實都經過了許多的思考和準備。

    訪談開始前,喬書雅會先幫對方打預防針說,這位是我的朋友,他有些跟你不同的角度,你們不一定要同意彼此,但請試著耐心聽完彼此要表達的。即便如此,惱羞成怒、氣爆、恐嚇、大叫…,都曾經打斷拍攝,有時候,導演還必須故意提醒對方他之前拍攝《殺人一舉》、跟當權者有良好的關係。在訪問幾個層級較高的人物時,他們事先規畫好逃生路線,阿迪的家人也都被帶到機場,隨時待命,準備逃亡。

    片中,唯一一個可以算是成功的交流,發生阿迪和一位加害者的女兒之間。從小,父親就被全村視為反共英雄,但她從來不知道,「反共」的真正意思。當她聽到父親親口敘述「我提著女人的頭顱去嚇他們」,還有,劃開敵人的脖子、裝滿一杯鮮血喝下肚,她震驚不已,覺得好殘忍,好暴力。阿迪說,那不是妳的錯。她含著淚水說,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的父親。父親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忘記了,請把我們當成你的家人,請把我父親當成你自己的父親。在淚水中,他們互相擁抱,阿迪也擁抱了那垂垂老矣的人。

    這部紀錄片在印尼首映時,剛好遇到英雄紀念日。印尼是全球推特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那兩天,印尼推特最人氣的動態是:我們的國家有了新的英雄,他的名字是Adi Rukun。阿迪,立刻收到了來自印尼各地的演講邀約,他站在浪頭上,成為真相與和解運動的代言人。(圖:阿迪和喬書雅)

    阿迪的母親知道他們的故事已經被成千上萬的印尼同胞、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聽見時,她終於不再重複訴說愛子受難的細節了,阿迪形容,這十年來,從沒見過這麼有活力的阿母。

    電影之後

    這兩部電影,一前一後,改變了印尼社會對於1965屠殺的敘事方式,過去,印尼媒體對這段歷史或沉默迴避或吹捧美化,《殺人一舉》上映後,媒體開始以「反人類罪」來形容屠殺之舉,並直接點名背後的犯罪政權。有了第一部片打開的討論空間,第二部片《沉默一瞬》,在印尼獲得了更廣泛的放映機會,兩個政府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雅加達文化委員會,都正式發行了《沉默一瞬》,回應了民間真相與和解運動的呼聲。 

    2015年,阿迪喬書雅一起到日本、英國…等地,出席放映會,2016年,《沉默一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阿迪也親自出席。

    看完了《沉默一瞬》,不免擔心阿迪一家人的安危。由五個全職人員、25個兼職人員組成的團隊,為阿迪一家預備了兩條出路,一條國外,一條國內,除非必要當然盡量不離開印尼。最後,他們搬到了離家鄉數百里外的友善社區,那裡住著很多有志一同的社運工作者、人權運動者…。他計畫在那裡開一家眼鏡行。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驗光師,紀錄片中,他藉著幫老人家驗光、配眼鏡的機會,讓他們卸下心防,然後隨興地開始訪談,當對方發現他問的問題有些超過底線時,他就單純回到驗光這件事來。他總是問:「這樣,有看得比較清楚嗎?」

    他們不敢直視的,並不是阿迪的雙眼;他們不敢直視的,是自己的良心。

    1965年,軍事強人蘇哈托少將(支持西方陣營)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卡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並策動全國的反共大清洗,史稱930事件。其後幾個月內,印尼共產黨員、知識分子、農民…遭到大規模屠殺,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死亡人數高達一百多萬人。

    蘇哈托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借助地方的黑幫勢力,非政府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相當於蔣介石的青幫,曾刺殺孫文的頭號政敵──光復會的陶成章),在當時的屠殺行動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快速崛起,至今,已經成長到有三百多萬成員的龐大組織,雖然蘇哈托政權垮台,軍人退出政壇、正副總統改人民直選、地方自治如火如荼的開展,「五戒青年團」在地方的勢力還是屹立不搖。《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就是五戒青年團的領袖之一。 

    2012年,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要求政府對當年的屠殺罪行展開偵查,被當時的政府拒絕,後來新上任的Widodo,仍然排除了犯罪調查的可能性,只用「對過去事件感到懊悔」的聲明來敷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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