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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觀看人權影展《傷痕二二八》,導演鄭文堂。
    或許因為昨天的課程主題是「卡廷慘案」,整整五節課,感受著影片對身心的衝撞,尤其是最後一幕屠殺的過程,鉅細靡遺,鏡頭簡單卻張力十足,震撼心田,餘波蕩漾,久久不止。今天帶著殘存的記憶來看《傷痕二二八》,導演以溫和的手法,完整訴說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只是,在平鋪直敘裡,對我而言,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少了痛!
    無須驚悚血腥,也可以平靜淡然,痛,椎心刺骨,卻是讓生命有感!
    從1945年10月,台灣回到「祖國」懷抱,欣喜若狂,到1947年2月全島反抗動盪,一年多的時間,台灣社會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態度,為什麼?
    1947年3月1日,各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也表示需參考各方意見,到3月8日,陳儀態度劇變,拒絕商討善後,為什麼?
    國民政府(或是國民黨)究竟把台灣人民當作什麼?佔領區?
    這樣的對待裡,有尊重嗎?
    從日治末期開始,政權逐次開放,台人熱心參與,掀起熱潮,二二八清鄉屠殺後,台人視政治為畏途,噤若寒蟬,閉口不談。
    一個不能表達最真的自己、不能真心對待彼此的民族,台灣社會少了些什麼,缺憾至今?
    一次次的覺受對比,張力油然而生,一次次的發現問題,還原最真實的人性,道路自然現前;痛痕刻畫在血肉裡,生命因而有感,卻也是成長茁壯的資糧。
    痛,讓生命完全而豐饒!
    會後,鄭導跟大家座談,很誠心地說「這部紀錄片是2005年拍的,有我當時對二二八的理解,也有當時資源條件的種種限制,二二八的涵蓋面太廣了,如果要為這部片定位的話,她絕對不是二二八的終章,她應該只是個序曲。」
    帶著期許,我看著眼前的《傷痕二二八》,帶著嚮往,我描繪著心中的《傷痕二二八》;一個因痛而沈澱的民族生命故事,正要開始訴說。
    會後會,雜記鄭導語錄。
    「『眼淚』裡的有個標語,『代誌沒解決、原諒無可能』,應該可以說明我所有的電影了。」
    「我常會想,阿扁最大的後悔是什麼?如果時間重來一次,他的執政重點是什麼?」
    「轉型正義的落實。」
    「不要期待立法院有突如其來的正義思考,只要進入那個場域,資源、權力、氛圍,很容易迷惑人的心性;真正重要的是人民的聲音,讓民意帶著立法院走。」
    「從黨外開始,台灣的民主人士用道德訴求建立『人民的力量』;但是,等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從地方新聞開始,販毒、外遇、強姦,一個一個新聞,毀壞了民進黨的道德形象,到現在,媒體已經洗腦成功,大家一想到民進黨,就會連想到『貪腐』。」
    「我以前看到這種新聞,會覺得很傷心,『怎麼民進黨執政後,都變了』,後來才發現,這是國民黨的計謀。」
    「阿扁是被引入陷阱的,國民黨早就在『鋪陳』設計他了,台灣人單純善良,一直把國民黨當做自己人,不會懷疑,甚至連反抗都不會。」
    不是不聲援阿扁,是阿扁以下,有多少民進黨執政時期的行政官員,被司法追殺。
    「我也曾迷失過,以為台灣已經有民主的風和日麗,那幾年,我的電影拍的是偶像愛情片,後來,才發現不對勁。
    「國民黨太厲害了,以前扣的帽子是『匪諜』,現在扣的帽子是『貪腐』。」
    「陳水扁、陳菊、林聰賢,都會被依次佈局,我跟(宜蘭縣政府)那些年輕人提醒,不要以為現在風和日麗,就是要注意,小地方都不能鬆懈,當然,那些年輕人會下來做行政,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二二八讓台灣社會『恐懼』——窒息、噤聲。」4年前威權復辟的國民黨,讓台灣人有參政的「恐懼」——只准議政,不准參政,敢參政就羅織你罪名。
    「台灣的創作者,太少人關心二二八了。」
    「一個重要的訊息po在網路上,按讚的人很多,卻沒有辦法凝聚群眾力量,沒有人要站出來,這是台灣的問題,台灣對需要的是行動力。」
    「賽德克巴萊對台灣社會有什麼改變?賽德克巴萊有面對核心問題嗎?原住民從此有受到公平的對待嗎?」
    「現在的環境趨勢,讓轉型正義變得遙不可及,甚至,連好好地堅持自己的信念,都變得有困難。」
    「其實,轉型正義很簡單,說出真相就行了,說出一個個真相,誰殺了誰?在那裡被殺?官方軍方都有這些資料的。」
    「我們的加害者是藏鏡人,永遠在黑暗中,我們永遠不知道加害者的樣子。」
    「我有我的能力限度,現在沒辦法拍二二八,還是可以做民間的轉型正義,張七郎、潘木枝…,從受害者、甚至從加害者的角度,拍出一個個故事。」
    「台灣導演其實很保守,不敢碰敏感話題,關心二二八的人很少,像這次士林王家,導演戴立忍會站出來,有實際的聲援,已經很難得了。」
    「國家紀念館可以有一個方案,找二十個導演,拍二十個二二八的故事,來看看,最後有幾個人會接手?」
    「那次參加『牽阮的手』放映會,我沒機會跟莊導談,像這樣的事情,我不會跟公視善罷甘休的,這已經是思想箝制,又回到以前的戒嚴時期……。」
    鄭文堂導演,早年參加的「綠色小組」,是解嚴前唯一有組織的反對派媒體,也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紀錄片及工作者」;因為鄭文堂親身參與台灣的民主歷程,台灣電影才有機會更貼近台灣社會的真實脈動。
    歡喜今天的座談,讓我有機會認識鄭文堂,鄭導。
    期許與等待,鄭導以生命凝結出的作品。


    普世價值 / 信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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