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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視連續劇「燦爛時光」整部影集看下來,有些失望,場景、美術方面的瑕疵,可以理解為經費有限,不過,劇情跟台詞的張力和說服力不足,創作者好似沒搞清楚自己想要傳達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任何藝文作品都在反映當下社會的某個面相,創作者比較像是一個管道,把作品執行出來而已,所以,與其檢討作品,更有趣的是透過作品來看見我們自己,來看見此時此刻的台灣社會。

    衛城出版社的總編輯莊瑞琳曾說,這幾年在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銷售量成長很多,其中,又以台灣史方面的書籍為主力,她估計接下來的五年,台灣史書籍的銷售還會繼續成長,顯示了台灣社會正式進入一個「集體補課」的時代,不分年齡,大家都渴望知道更多在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事,而且,年齡層已經往下拓展,甚至到高中以下。

    莊瑞琳舉例說,當她帶著「無法送達的遺書」到全台各地舉辦座談會時,她發現,每一場,都有高中生來參加,因為教科書給的東西根本都跟不上民間的活力。曾有一場在高雄的講座,兩位高中女生因為隔天還要上學所以不能留太晚,提早離開前,她們特地傳了字條說:我們其實連自己考不考得上大學都不曉得,過往,對於這些歷史也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但從現在開始,我們會主動去找這些書來看。

    「燦爛時光」這部影集,就是此股「集體補課」浪潮下的產物,但也正因為在「補課」,很多東西都還沒有消化和內化,所以,劇中人物情感的轉折,很多時候是生硬的,突兀的,尤其到了第二部校園民歌的時代,身為觀眾的我真的很難融入。

    同樣是在描述白色恐怖年代的「無法送達的遺書」,雖然,關於每位受難者的故事篇幅都不長,讀起來卻很真摯感人,一方面是,這些遺書、以及槍決前的照片,本身就是極為震撼人心的史料,另一方面,我想,是這本書的作者群,面對這些史料、以及面對家屬的記憶時,所抱持的謹慎態度。書中最後一篇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所撰寫的文章寫道:

    「…本書不在於提供一個穩定的『傳記』或大敘事給讀者,尤其是『人權受害者』與『抗爭英雄』兩種常見類型。而且我們也不僅僅從政治面去詮釋與追憶政治犯的死亡,更想同時呈現這樣的事件,如何影響當事者與親友的生命軌跡,並迴盪成生者數十年來未曾走出的生命課題。許多空白,反映的正是對國家暴力的深刻覺醒,子彈奪去的不只是政治犯的性命,也奪去了後世完整記憶的可能性。總之,往昔的殘缺,今日的刻板印象,都是在這趟書寫之旅中,我們希望謹記在心的挑戰。」

    或許,書寫的文字比較容易呈現這樣的「空白」,電視影集需要緊湊的情節,不得不把故事說滿,但是,很明顯的,燦爛時光的創作者,對那個時代背景的掌握,還不足以把故事說得酣暢淋漓。

    不過,我是樂觀的,尤其是想到那些聽講座的高中生們。此時此刻,大量的記憶正在出土,等待著我們去組織、並歸納出連結的深度,為台灣書寫台灣的故事,是才剛起步的全民運動。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這些被統治者抹去的記憶,究竟有多龐大,其實,我們很難想像。以這本「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例,書中呈現了9位受難者的故事,根據國家檔案局的清查,像他們這樣遺書被扣留的,共有177位,也就是說,類似的書,至少可以再出個18本。但這也只是冰山一角,還有那些成千上萬、沒有留下書信的呢?

    2011年,馬英九總統出席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將政治受難者黃溫恭的家書歸還給家屬,並表示,會請國家檔案局尋找相關檔案是否還有受難者的家書、筆記、手札,盡量歸還給有需要的家屬。

    「盡量歸還給『有需要』的家屬」,聽在黃溫恭的女兒黃春蘭的耳裡,情何以堪!如果不是因為2008年女兒張旖容主動去向國家檔案局申請檔案,他們根本不會知道有這些信件的存在,不知道存在,又怎麼會「有需要」呢?製造出這些情何以堪「需要」的,不正是恐怖統治的政權嗎?

    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說:「人與權力的鬥爭,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人籟萬千 / 藝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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